周末的时候我写了《波特哈根海岸》的读书报告，在里面我以小粉丝的兴奋和自由跟着王安忆去德国旅行，和她一块儿住阴森的旅馆，一起听露天的巴赫音乐会，一起走在泥泞的草坪上看展览，一起去看藏在德国各个城市的大教堂……
这些难得的经历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冒险，更何况，王安忆的身边总有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这样的青春多么有意思。可写着写着，我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我只从自己身上感受到兴奋和喜悦，那是因为我从没有去过德国，也没有和一批有才华的朋友一起看展览和旅行……在这本书里，越来越感觉到压抑和愤懑，还有孤独。
怎么回事？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再次浏览这本书，根据书中《斯特拉伦的日记》中的时间——1987年7月去寻找当时的王安忆，她的身份、职业、旅德的缘由，为何不见兴奋和享受。
百度上显示王安忆1954年出生，母亲是名作家茹志娟，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这样的出身注定了她一辈子靠一支笔吃饭。更有意思的经历是1981年的时候，王安忆因旺盛的创作欲望积极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工作的《儿童时代》杂志，来到徐州进行写作，完成了《本次列车终点》，并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当看到她因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而旷职的时候，我噗的就笑出声来。想想，这个坐班制度压抑了多少个“王安忆”。
言归正传，1987年的王安忆只33岁，尚未创作出闻名遐迩的《长恨歌》，但是也有许多国人因为《本次列车终点》而认识了她。她去了德国旅行，这是一个她陌生的城市，但她在未到之前，对陌生的德国有既定的好感。她在《音乐会》一章中写道“坐在家里想着德国，那里就好像是充满了哲学和音乐，人们像吃饭一样听着音乐，像呼吸一样吞吐着高深的思想。”“于是，便抱了许多关于音乐和哲学的问题，等着到了那里，马路上拉住一个人便可得到解答似的，很有信心。”可是，“到了那里，住过几日之后，竟发现那里最充满的似乎是汽车和狗，可爱或不甚可爱的狗则像城市真正的主人那样安详地踱步。咖啡馆里喝着咖啡，啤酒棚里喝着啤酒，酒吧里喝酒，面包铺里买面包。人们步履匆匆，神色郑重，绝不像有意地隐瞒着什么奥秘。几天下来，甚至连一场音乐会也没有争取到，不由地泄了气。”
这样的经历太多了。没出发前对目的地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到达之后你就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是，你就看到，王安忆的这次旅行基本就是在这样一种失望、凄凉、愤懑的情绪中度过的。
在本书伊始，王安忆写到代表团已经回国，而只有自己留下来之时，就开始表露出不好的情绪。“送走了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极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到了极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来的。”
这也是我喜欢王安忆作品的一个原因——真实，不做作。别处的作家写游记都是带着好奇、兴奋、期待在进行，而这个33岁的年轻女作家一上来就告诉我们“我，不，开，心。”
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我想我是可以的。我已经在不是故土的深圳生活了两年，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时候，这个城市对于我，或者说我对于这个城市，都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但好歹，深圳还都是跟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国人，而王安忆比我更孤独，她面对着异国、他乡。
于是，无论她的朋友们如何精心安排行程，王安忆始终都是淡淡的。似乎提不起任何兴致，但是她又用敏锐的眼睛和敏感的心灵在打量着这个国度。她一字一句地叙述，似乎在讲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字里行间有深深的疏离感。但你又感知得到她的用心。我想，这是天生的作家的共性。
在露天广场听贝多芬的演奏会时，她听到了激昂的音乐，也看到了大雨之中两万观众一起打着伞听音乐会的惊奇，但她想到的是贝多芬的助听器，“那是如喇叭一样，如吹火筒一样，生了绿锈的破烂的助听器。”并且“那助听器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充满了绝望的神情，这是最最彻底的绝望的神情。”“那是多么多么绝望的形状，如果绝望也有形状。那是犹如宿命一般的绝望。”
绝望是这本书里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另外的还有一个词叫做“宿命”。
很多人都会在旅行的过程中探讨“绝望”和“宿命”，于是让本是放松身心的活动变成了对人的拷问。问题的根本就落在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之上。这境况放在现在的女青年身上，多半会被人说是矫情。但在王安忆身上，倒显得正儿八经。这也是她可爱之处，在文字里是真真实实的，一点小情绪都在被扩大，但是毫不隐藏，也不怕陪伴她的朋友不好意思。
现在想想，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思考怕是“我手写我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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