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出自儒家圣人王阳明的晚年作品。
终明一朝，诗歌文化并无大显，一是官方思想压制，另一方面则是朱子理学成为官学，国人思维逐渐哲学化、逻辑化，甚至教条化，在北宋之后诗歌创作热情和心意凸显都相对暗淡、低调下来。毕竟要“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欲望在文字中的最高表达，诗词受到冷淡化处理，是一种显而易见，但是大家都不说破的文学规则。
没有情感喷薄的诗歌形式，自然无法与唐诗宋词相比较。
诗在这个时期，大体上已经成为了王安石年轻时期的那种认识——诗词，不过是末技罢了。
诗歌只是文人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工具。
唐宋之时其实也是如此，但是唐诗注重表达感情，宋诗注重说明道理。后来的诗，作用就更偏向于工具，再没有对诗歌本身的发展和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王阳明写这句诗的成因——这是他的心学宣讲偈子。
王阳明在承续朱子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过程中，提出“心即理”，用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知”加上一个“良”字来指代理学中的“天理”，实际上，“良知”就是“天理”。
“致良知”、“知行合一”是新儒学的方法论。心学最大的成就是在理学各门派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体论基础下，解决了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存天理”的问题。
朱子的“格物致知”求于外物，王阳明在“七日格竹”后产生了疑问，并逐渐转向陆九渊的心学，从佛教“明心见性”中找到启发，逻辑自洽地构建了一套“求诸内心”，“明心见知”的“致良知”方法。
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知行合一”。他的修养论的核心就是“致良知”，而并不是“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即求之于内心的悟“道”之路，而“良知”，就是“天理”、“道”，只不过不同于道家之道，佛家佛性，理学天理，心学的“良知”是个人内心的反射，因为个人而生发，因为个人而存在，也因为个人而寂灭。
作为理论建立者，在诗词这种工具中不断强化宣导自己创建的学问专业词汇，那是习惯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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