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一生，无不为我们的世界提供着一个个关于人之存在可能性的象征。人们从这些象征中得以理解自己、得以确定和预期自己在这世上的存在位置，这就是名人的价值所在。名人，也是人们投射其价值观的一个“容器”。人们通过崇拜或贬斥某些名人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向度，这也是名人的价值所在。
有些“名人象征”较为单一，有些则较为多面。张大千，就是这么一个多面的名人。——— 一个集大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玩世不恭的江湖骗子与好色之徒、又不乏有一点文人的脾气与基本正义感的人。
我老师丁季和先生在旧社会时与张大千有一段交往，张大千曾赠其一幅题为“松凉夏健人”的扇面画。丁先生曾经对我说：张大千在昭觉寺的画室犹如一个大型的绘画加工作坊。这个作坊批量地生产着题着张大千的亲笔款识的“绘画商品”，当然，这些“商品”大多出自学生之手。显然，张大千是一个极其善于经营其江湖地位与山头势力的艺术家、一个书画江湖的超级玩家。且其玩世的手法，在那些老实而又抱理想主义的价值观的人看来，可谓极其地狡诈而不地道。
金牛坝的老住户周体侔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我爸爸很佩服张大千，有一次说到张大千时，还讲了一段佚事：张大千成名后，不但画的好，对字画的鉴定也相当权威。有一次在上海，张大千自己画了一幅仿古代著名画家的画，裱好后，在店里标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待沽。他让店家老板去知会那些收藏名家，说有古画出让。那些名家们，相约来看了几次。大家都认为相当不错，准备买下收藏。这一天，名家们专门请张大千一起去看这幅画，让张大千鉴定是真品还是赝品。张大千反反复复看了半天，然后指出这是一幅赝品，还指出哪些地方是仿古的痕迹，哪些有赝品的嫌疑等等。收藏家们一听，都好像恍然大悟，于是放弃了购买。此时，店老板惊呆了：明明说好了，张大千怎么来这一手。事后张大千告诉店老板，你把画送到我家去，等两天你去通知那些人，说你们走了以后，张大千自己把画买走了。这样一来，那些收藏名家不干了，相约在某大饭店宴请张大千。饭局中，大家批评张大千太不够朋友，为了自己收藏，编些谎话骗我们，并声言此画必须让出来。张大千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最后把画让出来，价钱比原标价还高。张大千大赚了一笔。但这只是故事，不必当真。”
作为一位超级的社会玩家，自有其玩世的秘诀。这个秘诀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千方百计地走上层路线，混核心圈子。也就是所谓“抢占要津”。玩转社会都明白：偏居一隅的才艺之士，不去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混、不千方百计结交国内最有名气、最有权势的人，是永远混不出来的。不善于制造一些轰动一时的社会噱头、是永远混不出来的。张大千在这些方面，可谓长袖善舞。养老虎、临摹敦煌这类噱头绝非个人爱好这么简单，从商业的眼光看，这些皆无非是一种“营销策略”。张大千之所以持久不衰地受人追捧，除了其艺术成就而外，他也为那些试图玩转社会的人们，打开了想象的空间。相较起来，太多太多才华横溢的才艺之士为什么只能穷愁终老，无非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本事的极度匮乏、或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而对那套玩转社会的作风持批判的态度而已。
当然，张大千首先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的价值不在于其人，而在于其作品。在艺术上，张大千的的确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尤其在其晚年，为中国之山水画大大开拓了可能性，仅此一点，他是功不可没的。艺术，是不朽的东西，在艺术上创造了不朽的形式的人，无论如何，也就不朽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在成都宴请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董寿平时曾经这样评价张大千：
“从古以来政坛上的人物辅弼领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几乎全被遗忘了。可是名画家和名写家如张大千、董寿平，如王羲之、赵孟頫，他们的成就使人百世难忘，我怎能与张董二君相比呢？”
居住在金牛坝期间的张大千，还留下了两个小故事：一是为一受到国民党士兵欺负的贫苦老人抱打不平，一是坚决不肯为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画画。这两个小故事也反映了张大千其人的另一面：
据虎永恩、虎永康二位先生回忆：“1948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频繁更换货币，币值一贬再贬，物资匮乏，兵灾四起。成灌公路上经常发生饥民拦抢运粮兵车的事情，俗称“划口袋”。饥民用割稻谷用的“锯锯镰”往粮袋一划，米粒即奔泻而下，灾民冒着子弹横飞的生命危险，将竹萝高举接粮食四散奔逃，被枪弹打伤的血流遍地，哀号连天，惨不忍睹。一天宅外路旁哭声震天，原来是国民党兵抢劫一卖“空花糖”老人并进行毒打，父亲和当时的近邻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闻声赶来，对散兵仗义指责，才使兵痞悻悻退去，老人跪地叩谢。事后父亲盛赞大千先生正义气概，表述仰慕之情。”
据李永翘先生说；1948年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绰号“王灵官”的王陵基以凶残著称，为张大千所不喜。偏偏王陵基性喜附庸风雅，几次三番欲拜见张大千。张大千每每回避，远远听说王陵基来了，就从后门溜之大吉。王陵基硬是要效仿“三顾茅庐”，终于有一天，王陵基抓住张大千在家的时机，在距离张大千住所还有很远一段路的地方，就下车驱散护卫，以免张大千的徒弟通风报信，终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躲避不及，索性照旧画自己的画，一言不发，连水也没有倒一杯。甚至最后还将王陵基在场时的画作揉作一团丢弃，惹得王陵基只能讪讪而去。自此“三拒”王陵基的张大千，就与这名军阀彻底结下了“梁子”。
名人，就不免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据说，成都民国时代有名的“城北徐公”徐益生先生（徐无闻的父亲）就对张大千之人品不以为然，江湖传闻他拒绝接受张大千为其作画。88年，我随从丁季和先生拜访徐益生先生，却仿佛看见他家里挂着张大千的画。民国时代著名篆刻家方介堪先生曾经为张大千治过多枚印章（传说其拒绝为蒋介石治印，但我却看到了其为蒋介石的治印，可谓乌龙。）方介堪在编次其印谱的时候，为张大千治的印和为丁季和先生治的印并列、且多。可见，张大千在方介堪心中的位置。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张大千无疑是那种孔子之所谓“一乡称愿”的被人羡慕的人。不过，我虽然也算是一个画山水画的人，并不崇拜张大千。并非不佩服其技艺。乃是因为我抱有一种与那些志在“玩转江湖”的人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我崇拜另外一种人。
圣保罗说：“我们炫耀的，是十字架上的愚拙”。这世上除了追求“玩转江湖”的人，还有着另外一种人，他们是鲁迅之所谓“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艰难的时世中，他们选择和那些在贫穷和痛苦中挣扎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们心中没有个人层面的功成身就的计虑，只有那超处境的真理与“高于天”的理想。他们的价值选择让他们在这世上的处境可谓极其地不利，在玩转江湖者看来，他们是何其地弱智和失败。但他们就是遵从那内心的指引与天命的召唤，绝不打算为谋求个人的、世俗的成功而顺随这世界的“玩法”。这些人，就是《圣经》中的使徒、就是唐吉坷德、就是西蒙娜·薇依、就是无数的为追求真理、为人类之提升与进步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张大千是聪明的，他知道，当后一种价值观得势，他那玩转江湖的成功者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因此上，他断然抛弃了他在金牛坝的家，选择了逃亡。今天，张大千的“税牛庵”又重启了对他的纪念，可我认为：“税牛庵”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提醒着人们，历史是总会“押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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