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不可能永远沉寂，它肯定会过一阵子就热一回；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
我们现在去看古代各大文明：印度的历史连年代都数不清楚，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也语焉不详，古希腊只好从“荷马史诗”中找历史；“荷马史诗”实际就是个“伊利亚特战争演义”，搀杂了一大堆神话，恐怕还没有《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反映得那么准确呢，至多也就是一部《封神演义》。所以《封神演义》也可以说成是中国的“武王伐纣史诗”。而只有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年清晰、细节丰富、写作认真，最像历史的样子，也只有中国人有地位非常重要的职业史官。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关心历史，士大夫们以学者的严谨认真去研究历史，百姓们也通过各种民间史诗——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种种方式去听历史，议论历史，关注历史。一国有一国之历史，一乡有一乡之历史，就是一家也都有这一家之历史。
那么，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关心历史吗？
有个缘故。
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占据上风。
人都是需要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评价，从而给自己一个评价，给自一个意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心理，我们需要意义感，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可以满足于仅仅“饮食公母”，人仅仅“饮食男女”是不会完全满足的。虽然有些人志向比较低，最后放弃了更高的追求，退而回到仅仅饮食男女的动物层面，但是那只是一种无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就算当时和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们唾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那千千万万人和全知的神相比还是无知的，他们不了解我、误解我也都不足为奇。当然我们由于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难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罪感文化”：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点，我尽力改变自己以接近神。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次要的。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这种他人的评论体现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上。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耻”的文化，当你做了错事，你不是无法面对上帝，而是无法面对他人，大家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可耻的，而这种评价带来一种力量。——“千夫所指”据说能让羞耻中的人无疾而死，实际上比死也许更难过；因此中国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耻心就是中国文化中用于约束人的行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耻心，则人就不会为所欲为，即使是掌握最大权力的国王，他可以不担心其他的约束，却也会担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责嘲笑批评和非议，也就必须对自已有所约束，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原因。
林肯说过：“你可以骗多数人于一时，你可以骗一个人于永远，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是公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话，有些人就会试图骗所有人于永远，而且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在较早的时期，这种扭曲历史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如后来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宫责任感很强，而君王的邪恶程度相对小一点。比如当年权臣崔杼借党羽的手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史官在史书要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写“崔杼弑其君”被杀；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也要这么写，崔杼终于手软，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史官们为了历史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历史是当权者也要畏惧三分的。
而到了后期，这样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后代的帝王杀人并不会杀到手软，他们的态度是，“你几个兄弟都这样写，我就把你全家杀光；别人要这样写，我把别人也杀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这样写，我就把全城人杀光”。这样的淫威之下，胆子大的人真的会被杀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为了一个纸上的记录赔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后，方孝孺坚持“燕王篡位”，而不肯为朱棣写即位诏书，竟然被杀十族八百余人。朱棣这样的杀人不手软，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齐国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样骨鲠，也没有办法留下正确的历史记载了。
另一种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后，可以用一种无赖的态度说，“我就是做小人了，我就是坏了，我就是做桀纣了，我就是这样了，你随便骂什么，我不在乎了”。这样的人当然是更聪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戏，其结果就是失去任何约束，更放纵自己做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事情。
在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潜意识中，即使他们明白孔子的策略，也一样会在乎大家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发现大家对他的某方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了，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心态中实际上有对那些不接纳他的人的怨恨，并且必定会带来一些敌意的行为。古代一些暴君，变得越来越邪恶，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也渴望别人能够喜欢他们表扬他们，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已经知道这不可能了，知道别人的奉承都是虚伪的，知道别人对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后也许会被说得很坏，所以对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怨恨，所以才会更多地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仇恨，形成了“不被认可——伤害别人一更不被认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想一想，一个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爱和表扬这样一种愿望，在某些情况下竟然会导致他做出伤害别人、威胁别人、奴役别人等行为，不禁使我们对人性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而微观到一个村子一个单位的小历史，事情发生的样子也是大致一样的。
在分析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时，学者们提出很多因素对民族的文化形成有影响。生活所在地的气候、地理等，也无不影响着此地人的性格和文化。江南地区气候温和，江南人也往往性情柔和，江南文化则偏于旖旎奢靡；而中国北方苦寒，则北人往往性情粗悍，北方文化偏于豪放不羁。为文化奠基的巨人的个人因素对这个文化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而且此影响比气候地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文化的哼因此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能不去理解老庄、孔孟等人的个人特点。
幼年丧父的孔子所提出的理论，积极方面可以激发人们对美好家庭和社会的向往；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知道最好的父亲也不是神，最好的领导者也会犯错误的人，也就知道了孔子这样一个智慧超群的伟人，为什么在他的思想中会稍稍有些过度理想化，他为什么过度相信“父母”或“父母官”，从而留下了被专制者利用的漏洞。
祖先崇拜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宗教，这个宗教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其他宗教中的神灵的形象，是一个全体教众共有的精神产物，而祖先则是各个家庭的私物。社会公共生活需要建立在“公器”基础上，而“祖先灵魂”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因此，祖先崇拜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家族中虽然可以以此团结，但是整个社会却是孙文（中山）先生感叹过的“一盘散沙”。
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对中国文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人们发现中国人有私德而缺少公德，发现中国人不适应公民社会，发现中国人不善于在团体中合作等等。这些的原因之一，都和“祖先崇拜取代神灵崇拜”有关。因为大家各属不同祖先，不是共同神灵的信徒，所以没有团体凝聚力，因此就会出现“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奇特现象。
祖先崇拜还会有一个心理作用，那就是助长了一种复古和保守的倾向。因为崇拜的是祖先，所以必定需要美化祖先，进而美化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这样，就很自然地导向了复古。复古则会高评古代，所以自然会带来保守的倾向。因此，儒家一向会“借古非今”。当初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给儒家人物的罪状就是借古非今。借古非今是借一种被信仰的古代文化来非议当代的文化。如果秦始皇当初要坑的是墨家，罪名就会是“借天非王”了，因为墨家的信仰不是“古”，而是“天”。
复古和保守倾向有利有弊，其弊端是对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有所损，其利则是有助于过去的文化成果的保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