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读书心得
本文作者利用全国 9 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要素配置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造成农地抛荒、农地“非粮化”等现象普遍发生。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会带来农地的流转与集中，但那些转入农地实行规模生产的经营主体，在粮食生产效益较低的状况下往往会进行“非粮化”生产。由此，近年来，种植结构调整及其“非粮化”成为了各级政府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议题。
农村改革初期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学者们普遍将其归因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例如McMillian 和Zhu，1989；Lin，1992）；而对于 1984 年之后粮食生产下滑和农业经济增长疲软，学者们则将其归因于农地产权内在激励的释放殆尽（例如 Lin，1992；Ma，2013）。具体的解释是，一方面，不稳定的农地产权会削弱农户对农地的生产性投资，那么，其必然也会抑制农业生产绩效的改善（Jacoby et al.，2002）；另一方面，农地转让权的不完善又会降低农地的配置效率（Kimura et al.，2011）和农业绩效（Ma，2013）。但是，部分学者对此持有相反观点，例如冀县卿、钱忠好（2010）对 1978～2008年中国农业绩效增长的分析表明，与第一轮承包相比，第二轮承包时农地产权的完善对农户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更大。何一鸣、罗必良（2010）则从产权管制的角度发现，农地产权管制放松会提高农业绩效。另外，从我国近几年来颁布诸多关于产权的政策来看，中国农地产权是在不断完善的。这表明，在家庭承包及其小规模分散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稳定的地权依然使得农业经济回归景气。由此推断，农地产权对粮食生产可能并不存在唯一的决定性影响。
事实上，从1978年以来中国种植结构的演变历程来看，“非粮化”并不是一种常态，粮食生产也没有呈现很大的波动性。例如，1978～1984年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1984 年后农产品价格“双轨制”引致的种植结构调整，到2004年农业税减免和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诱导的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以及随后的粮食生产疲软，都说明种植结构总是在反复转换的。
问题在于，在农业经营性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与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占比双双下降的背景下农民的种粮行为为何重新且持续地变得活跃起来？钟甫宁等（2016）对此做出的最新解释是，外出务工会促使农户增加机械要素投入以替代农业劳动力，并由此提高了粮食播种面积。因为粮食生产中的劳动投入更易于被机械所替代。
作者认为，农民外出务工与种植结构调整都是产权管制放松的结果。没有要素流动管制的放松，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不可能持续增加；没有产权激励结构的变化，要素配置以及种植结构也不会发生持续性转变。因此，有必要讨论促使农户要素投入结构和种植结构调整的产权逻辑。
以上是该篇文献研究背景部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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