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怀不世之才，欲行不世之法，然其功败垂成，何也？
或曰：“既行新法，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躁迫强戾，民曰不便，乃强之，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举国士民皆敌之仇之，焉得不败？”
又曰：“急变祖宗之法，操之以急，众议不行，执之愈坚，挟人主之势，意天下传檄可定，欲毕其功于一日，不亦殆矣！商鞅变法十年乃效，千年积习，岂可旦夕破之哉？”
又曰：“群臣异心，意多不合，皆曰不可，无一援手，仍刚愎自用，汹汹独步，君子既去，小人遂乘隙肆恣，争为刻薄，遂害天下矣。”
夫莅政者，当以整饬吏治为先，令行如流，御民若子，莫不大治。先是，荆公《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云：“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并呈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道，以求良才贤吏。
而甫一变法，辅弼大臣公论不许，遂悖其初衷，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官乱于上，风坏于下，贪吏蠹役乘势行其私，民不聊生矣。诚如苏辙所言：“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呜呼！其势若此，焉能不败？
向使，先治其吏，使法顺行，或未可知也。虽然，大夫嚣嚣，纵天子不能久威，诚事不能成者也。是以自古革政多败，若人之疾，惟调养可渐去之，不闻猛药可治也，虽轻于此，亦必重于彼也。荆公以猛药之法，其败亦宜矣。
且夫一国一邑，成败利钝，系之于吏焉！若吏治疲敝，因循其弊，上行下效，欲求社稷富乐，岂可得也？前车之辙，后者若不鉴之，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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