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标题有点标题党,但请耐心仔细阅读全文,也许你会觉得有点道理。也可能你认为尧舜比他更早,但准确地说,尧舜的政治只能说是生产力限制下的必然,既非自发,也非自觉。这个人就是孔子,他的一生为华夏民族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寻找一种相对可行的民主政治模式。
为什么“信而好古”
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有四个字:信而好古。很多人认为这个“古”是指文武二帝,但实际上生于春秋时代的孔子虽距文武也有几百年,但还称不上“古”。孔子所称道、“祖述”的是尧舜之道,这是孔子所好之“古”,好它的是什么?民主,禅让,不管它是否真正存在过(也许孔子本人也并不真的相信尧舜禅让真的存在过,但孔子向往那样的公天下)。孔子盛赞最多、最强烈的就是尧、舜,而很少提及大禹,因为在孔子眼中,到了大禹的时代,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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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土之墙不可亏
家天下延续到周朝,已经基本成熟,不可逆转了。到了孔子的时代,周朝“礼乐家国天下”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远远离去了。
南宫敬叔画像目前,关于孔子生卒,比较普遍被认同的说法是前551年~前479年。公元前521年春(一说前538年,若孔子生卒相对准确,则此说欠妥),孔子在学生南宫敬叔陪同下,前往周朝都成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这一年,孔子正当而立之年。有一种说法,南宫敬叔是此行的主角,奉鲁君之命朝见天子,孔子请求鲁君批准随行“问礼”。那么孔子此行,也很有可能瞻仰到了天子尊荣。
周景王画像当时周王朝的天子为周景王姬贵,在位25年。他在位时,财政窘困,连宫室器皿用具都得向各国乞讨,讨到晋国大臣荀跞那里的时候,惨遭拒绝,颜面扫地,还因此留下了“数典忘祖”的掌故。周天子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也许,孔子就是因为对周王室的彻底失望(粪土之墙不可亏),导致了他多年周游列国的艰苦政治跋涉。
自发寻求民主政治
对周王室不再抱有希望,则需寻找新的出路去实现平天下的理想。从鲁昭公二十七年自齐返鲁之后到仕鲁之前,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弟子遍及齐、鲁、楚、晋、秦、陈、吴各地,同时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这一时期,孔子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进入自发阶段:其目的是为寻求霸业。
孔子虽然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这只是他在人文文化、社会文化上的立场,并不是他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孔子认为周王室的权力不能取代。春秋时期的霸主们提出的“尊王攘夷”,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以周王室作为团结诸夏的纽带而已。反而是通过孔子盛赞管仲,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通过辅佐明君达到平天下的宏伟志向,这种志向转化为他漫长的周游之路。
周游列国路线示意图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明君政治一直是大众的期待,这种期待影响了整个君主专制的历史时期。在春秋时期,孔子以及其他思想学派的政治觉悟能达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真的指的是政治上的权利,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以今天普通大众的觉悟去衡量那个时代的民众。这句话中的“不可”,很可能是指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民众的知识基础以及对民主的认识,比茹毛饮血的时代强不了多少,确确实实难以教诲。致使孔子只能寄希望于在诸侯中需找合适的对象,将就材料,乃至因为连南子这样的女人都要尝试争取,而招来弟子的不满和质疑。
电影作品中的卫灵公夫人南子自觉寻求民主政治
不幸的是,整个春秋历史中,无数诸侯取代天子、家臣取代诸侯的残酷现实,让孔子的明君理想也彻底破灭了。但幸运的是,这些残酷的现实,迫使孔子开始了对士人政治的探索。
在结束长达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孔子自卫返鲁,从他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去世,孔子进行了他最后五年的教育活动。这期间他删定六经作为教材,使教学经验进一步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还在《礼记·儒行》中为士人知识分子定义了明确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家天下和君主帝王专治制度不可更改的前提下,从文化素质极低的普通大众中物色可塑之才,培养一代一代有学识有信仰的职业官僚,去制约专治,从而曲线达成相对的民主。
孔子民主政治的依据
孔子所缔造的这一民主政治模式,首先是基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的,是一种朦胧的民主,极为初级的民主,是在地主阶级主导下某一阶层范围内的民主,而非明确的阶级民主,真正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孔子思想,应该是这个体系。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基本上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模式——知识分子参与治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主导治国的历史。
《论语·泰伯》中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尚书孔氏传》中也列出了乱臣十人的名单:“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及文母(太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
此外,孔子在《孝经》中回答曾子的问题时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史学家顾颉刚以上两段虽分别侧重于人才、孝道,但不难看出孔子对知识分子、士人有明确的干预政治决策的希望与要求。而且,孔子用毕生精力,让这种希望和要求最大可能的得以实现。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也能从某种角度证明这一推测,他认为,“孔子开门授徒,他的学生从贵族到平民哪一类的人都有……这大部分的人另聚成一种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所谓‘士’。这个‘士’和以前‘大夫士’的‘士’是不同了,以前的是贵族中某一阶级的名词,现在变成学者的代称了。这‘士’的阶级可以说是孔子一手造成的。……战国以后,封建制度完全倒塌(士阶级的成立和发达也是促进封建制完全倒塌的一个大原因),官的行业差不多整个的落在这个阶级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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