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村里的后趟儿街（gai一声），门前有一堵绵延百米的土墙，目测有4米多高，远超出了一般的房子。听老人讲，这土墙是村子原来的北院墙，墙角处还设有岗楼，采用“干打垒①”方法建成，当年墙头上已长满了杂草，墙体也已坑洼不平，可依然坚固如初。
土墙虽然在我童年的眼里很是巍峨，但也不算太稀奇，经常翻上爬下。直到有一天，我和伙伴们从墙里挖出了一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头，才忆起那个曾让我们心惊胆寒的名字，可能是真的——红胡子……
（二）红胡子：土匪的别称。山东叫“响马”，陕西叫“刀客”，四川叫“兄弟伙”，东北就叫“胡子”，而“红胡子”又是最高级别的表达。
关于“红胡子”的由来，纂修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吉林地志《鸡林旧闻录》有三种说法。其一：东北马贼以前多用土枪，枪口有塞，系以红绒一绺，当射击时则去其塞而衔之于口，远望之如红色胡须；其二：匪人行劫，多有戴假红须以恐吓人，如梨园所演《新安驿》之类者；其三：俄国流放罪人，常越界东北勾结匪人劫掠，以俄人多须而红，故以名之。
小时候，我对“红胡子”的认知，可以用“不明觉厉”来形容，虽然很模糊，但极具震慑力。每当有小孩子不听话，或夜啼不止，大人们就会说：别哭啦！要不让“红胡子”给你抓走！再者，有谁家小孩甚是顽劣，大人们总会摇着头，无奈地说：这家伙，赶上“红胡子”了！
长大一些，我对“红胡子”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这时我已经听过“许大马棒”、“刘二敢干”、“老北风”的“瞎话儿”，看过了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翻烂了家里那半本《水浒传》（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另篇细谈），尤其是看过《林海雪原》的小说后，对“红胡子”的兴趣就更加盎然了，常常与玩伴见面就是一顿江湖“黑话”。
“天王盖地虎！”“宝塔震河妖！”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当时也不明白，这些“黑话”或称“切口”的具体意思，只是觉得很好玩，两厢对过黑话，就大笑一番，感觉自己也是绿林中人了。于是手里拿着木棍，边奔跑，边做打枪状，想象着自己跃马扬枪的神气劲儿。
再后来，我对“红胡子”有了一分为二的认知。
一种是英雄主义的，如张作霖、赵尚志、杨靖宇、马占山等等，他们都是东北那个年代的血性男儿，抗争过，革命过，也在历史的众说纷纭中，亦正亦邪过。威名赫赫的东北抗日联军，有很多股力量都出身绿林武装，很多时候既抗日，又做“胡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月，两者并不矛盾。
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红胡子”是迫于生计的劳苦大众，干些打家劫舍的事儿，主要抢的是地主大户。据说也是有规矩的组织，一个人若想“入山为匪”，需经历“起局”、“占山”、“立规”、“建绺”四个阶段，谨遵“七不夺，八不抢”，坏了规矩，要受家法。
我与他们最近的一次“接触”，发生在初中。暑假到同学家玩，看到院子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初时以为是村里先贤记事之类的，又来才知道是一群势力颇大的“胡子”为举事所用，不禁有些感慨，想起了《元佑党人碑》②，是非功过，待后人评说。
总之，所有的“红胡子”在解放前，都被肃清了，一个群体的背影渐去渐远，只留下老人哄孩子的玩笑话：这家伙，跟“红胡子”似的……
名词注解：
①干打垒：又叫土夯筑墙法，用两块侧版一块端版组成模具，另一端加活动卡具。夯筑后拆模平移，逐版升高随至所需高度为止。极致案例为大夏王赫连勃勃修建的统万城，传说用糯米汤、石灰等筑夯土城墙，为检查其坚固与否，采用一条血腥的规定：用锥子扎进墙去就要杀工匠，扎不进去就杀使锥子的士兵。
②《元佑党人碑》：又称元佑党籍碑，宋徽宗崇宁元年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佑党人碑、党人碑。后来，“元佑奸党”得以昭雪，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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