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1950年10月，新中国一周岁。我的父亲出生在农村一户几乎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出生时因气息过于微弱，家里人都已然拿破席子将出生没多久的他卷起来打算扔掉。多亏老天抬爱，瘦弱的如小猫的他此时哭了出来，才捡回一条命来，也因此得了个“猫娃”的绰号，直到现在村里很多年轻人管父亲叫“猫娃”爷……         

      老来得子的祖父对两个儿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时常会在晚上检查背书情况。火苗扑朔的煤油灯下，面对祖父铁青着脸的抽查讯问，当天所学的书父亲很快就背熟了。而一向对读书没什么兴趣的伯父，却没那么幸运。因为书没背过，多次被祖父罚不许吃饭。

      读书之外，父亲的兴致就没那么高了。那些年，在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养羊的。给三四头羊割草的活儿祖母自然会派给当时已经念小学的父亲 ，而父亲也自有他的对策。

      农村的孩子们割草也是集体行动，散学后，同龄三五个小伙伴挎着笼子，一路跑跳着在夕阳涂抹的空气里去村北割草。夕阳也是顽皮的老头，趁孩子们弯腰在渠里、地里寻草的当儿，偷偷往山下隐去。等暮色四起，小伙伴都整理草笼准备回家时，在附近的草地上躺着看了半会夕阳的父亲才急忙胡乱地割上两把。只见他先往笼里放一块洋瓷碗大小的石头，上面支上一些树枝，随后把那两把草铺上，刚好冒出笼沿。收拾完，父亲也跟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在夕阳收尽最后一缕光线前赶回家去。

      回到家，首先得过祖母那一关。患有青光眼的祖母看着草冒出了笼沿，拎过来，分量也够。

      下来是最后一步——父亲拎着笼子去喂羊，这里头可是有讲究的。父亲估摸着羊够不着的地方，把那两把草撒上，大功告成。

      纸自然是包不住火的，东窗事发，祖父最终发现了这个小秘密，一场暴打是免不了的。

      到了该找对象的年纪，村里家境较好的小伙子在附近已经找到了可意的对象。四爷家有个豆腐坊，他家两个与我父亲同龄的儿子老早就在邻村的上杨堡找下了个子高大、模样中意的媳妇。

      由于家里穷，附近知根知底的人家是不愿意把女儿嫁到父亲家里受苦的。还好，父亲的二姐嫁到了离我们村十里外的村子，托人将母亲介绍给父亲。我猜想母亲当时肯定是不知道父亲家里的真实情况，只是看中了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婚后的日子过的捉襟见肘，到现在父亲都感念外公当时的接济。

      后来，父亲想要个儿子的愿望撞上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时代，那时农村一对夫妇只能要两个小孩，而我家已有两个女儿，为了我的弟弟，父亲丢失了比较清闲的大队广播员的工作。

      不得已，并不高大的父亲承包了村上的30亩地。在那个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30亩地的种收对一个家里三孩子都尚小缺劳力的家庭是太过艰难的事情。留在印象里最深的是麦收时节的晚上，吃完饭，小山一般的麦堆旁，父亲一锨一锨趁着晚风将麦子高高扬起，麦粒重重落下而麦壳被风吹走。母亲则带着草帽，配合着父亲的节奏，将个别混杂在麦粒里的麦壳用扫把轻轻扫走，这可是个技术活。伴着月亮和晚风的夏夜，父亲扬场的动作有时会持续一夜。正是因为这样过度的劳累和劳损，父亲的腿早早落下病根。

      我家每年最热闹的日子是用卡车交完公粮后，父亲和母亲总会包油糕来犒劳帮忙的乡亲和辛苦一季的自己，浓浓的油糕味包裹着整个村子。

      再后来县电力局招聘电工，当兵时修过飞机的父亲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我们大队的电工，负责四个小队的电力维修及电费的收缴。虽然当时一月每家的电费只是一两块钱，在经济拮据的农村，收电费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情。

      这四个小队比较分散，父亲一大早出去，时常是天黑了才回来。我的耳朵总是最灵的，总能在极其细微的声音中辨析出父亲的说话声或自行车的铃声。这时我们姊妹三人，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我和弟弟第一时间扑向父亲，接过他手中的包，父亲总不会让我们失望，包里不是核桃，就是糖果或其他水果。每月的电费父亲都能收上大半个月，主要是父亲心肠软，欠电费的人家总能找到打动父亲的理由，这个电费暂时就无法收了。

      现在我们姊妹三人也都为人父母，父亲的头发也几乎都白了，年轻时的过度劳累早早在身上打上烙印，膝盖因磨损严重无法走远路，甚至下楼梯都成问题。但牵挂子女的心是不变的。我的姐姐在无锡，弟弟在贵阳。只要一个电话，只要儿女需要，父亲便启程“上任”。每次去无锡或贵阳，父亲都坚持坐火车，理由每次都一样“我的时间不值钱”。

      今天又送父亲去贵阳，看着雨中父亲一瘸一拐的背影，才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份量。这就是操劳了一生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