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伦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债务缠身了。

在拜伦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债务缠身了。在他20多岁写给贝克尔先生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唉！我现在的处境真是每况愈下呀。在我21岁之前，我所有的债务已经达到9000至10000英镑。”在他成年的时候，他在纽斯蒂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而这场宴会的所有花销都是从高利贷商人那里借来的。他的经济困境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与日俱增。据说在他的母亲临死的时候，还因为看到了装潢商人的账单而愤怒。当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第一篇出版的时候，他把版权赠送给了达拉斯先生，并且宣布他决不想通过写作来赚一分钱——后来这一决定终于被他明智地改变了。但是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收入并不能减轻他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依旧步履艰难。债务依然在增加。他的婚姻大概是希望利用妻子的财产缓解他的负担，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了。他们的结合只能酿出苦果，生活的境况因为债主与治安官的追究而不断恶化。

    由于生活的压力，拜伦几乎被迫将著作的版权卖掉了，但是他的出版商却阻止他这样做，并且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应付一下目前的生活危机。在他结婚的第一年，他的房子曾9次被负责债务的官员所占有，他家的门槛几乎每天都要被要债的人挤破，由于他的地位所享有的特权他才免于监禁。拜伦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痛苦与不安。紧接着，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这几乎把他推到了疯狂的边缘。虽然他没有从他的第一首诗中得到一分钱，但是后来拜伦改变了做法，甚至学会了与出版商进行精彩而艰难的谈判。可是在拜伦的传记中，穆尔并没有提到在拜伦去世之前，他是否已经从难以忍受的债务旋涡中摆脱出来。

    在忍受债务压力时，不同的人在态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有的人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负担，依然轻松自在；有的人则感觉有些压力；有的人便感到苦难深重。债权人是压迫者，而自己就是被压迫者。在这里，道德感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使用着别人的东西却没有支付相应的钱：身上穿的衣服；嘴里吃的食物；手中端的美酒；用从肉铺、百货店、酒商和菜农那赊来的东西招待客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本质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寒酸，而且是不正直，这种心理必定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