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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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三节 五山文学的繁荣
五山文学基础
日本中世这一时期，留宋的日僧人数日增。据《本朝高僧传》记载，高僧传记的469人中，前来中国留学的高僧就有93人，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人有留学的经验。他们留宋期间，憧憬中国文化，受到中国文学艺术的熏陶。回国之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同时，幕府也邀请中国禅学僧赴日，尤其是元朝灭宋后镇压禅宗，大批宋高僧流亡日本，成为归化僧。以此频繁的中日文化交流为契机，在京都、镰仓五山十刹制度确立以后，这些有才华的禅僧都渐次集中其间，这对于当时日本禅宗文化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山文学汉诗文就是在这时再度兴盛的，其发展和变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五山文学最初阶段，是由留宋日僧或赴日宋僧明庵荣西、东福园尔、无象静照、兰溪道隆、一山一宁、无学祖元、竺仙梵仙等，将宋代五山禅林生活中创造诗文的风气带到了日本。初时主要将禅师的言行做记录，以“语录”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使用了四六骈俪体，部分还使用了比喻、象征的文学修辞，虽然主要表现宗教的哲理，但已含有诗和散文的要素。南北朝初期，一大批具有汉诗文教养的宋元僧赴日，其中任京都南禅寺住持的一山一宁，著有《一山国师语录》，给日本五山禅林文学的形成带来很大的刺激，成为日本五山文学的开山祖。简言之，留元、宋归国的日僧和元、宋朝赴日的归化僧，共同推动了日本禅文学的迅速发展和成熟，为之后日本五山文学的鼎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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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文学鼎盛
第二个时期，进入鼎盛的黄金时期。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将军正式将五山制度确立为新的宗教政策，将京都的五山作为官寺，加以积极保护和扶持，足利本人也带头学汉诗文，除了派遣留学僧赴华学习之外，并邀中国禅僧赴日讲授宋学、禅学和汉诗文，这在日本五山十刹先后盛行起来，五山禅僧都兼通禅儒二学，勤学汉诗文，促使汉诗文进入全盛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五山不仅获得宗教的繁荣，而且积蓄了一批文学僧，拥有了自己创作汉诗文的实力，完全从前期的“语录”形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汉诗文形态，日本五山文学进入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一山一宁的留宋弟子梦窗疏石、虎关师炼、雪村友梅等先后回国，成为其后禅林文学主要派别的中坚力量。他们传播大陆禅林尊重文笔的风气，刺激了汉诗文的创作，出现了称作“外集”这样一种独立形态的汉诗文集，其中诗的形式分五言、七言、四言、六言的绝句和律诗、古诗、赋，以七言绝句为多。文体则分说话、铭文、跋文、书简、疏等。其中，梦窗疏石的《梦窗国师语录》、虎关师炼的《济北集》、雪村友梅的《岷峨集》，以及寂室元光的《寂室和尚语录》、别源圆旨的《东归集》、铁舟德济的《阎浮集》、中岩圆月的《东海一沤集》、愚中周及的《廿余集》等收录的诗赋和文章，在新禅风和文学氛围的培育下，一方面，其内容与禅院生活密切相连，尚残留偈颂气味；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出现了含有个性感动、吟咏地方风光和山林闲居的风趣诗作，开拓了日本五山文学的新路，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和歌。
梦窗疏石门下的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引进和传播中国明代的纯文艺诗风和禅林四六文体方法，给五山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义堂周信的《空华集》、绝海中津的《蕉坚藁》分别以其广博的学识、深刻的观照和清闲高雅的诗格，给日本中世的汉诗文坛吹进了新风，促使五山文学走向了纯文学化，从而将五山文学推向了高峰。义堂周信与绝海中津成为五山文学的双璧。这时期的汉诗，淡化了偈颂的宗教色彩，将宗教性融入文学性，形成了纯粹的、文艺性的、审美情趣性的新诗风，增强了纯文学的性格，日本五山文学进入鼎盛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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