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看宋代胥吏

读水浒看宋代胥吏

《宋史》记载宋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教材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虽然历史的记忆已经尘封了八百九十二年，但是当你拂去表面那层灰尘时，翻看元末明初那位钱塘县尹所著的《水浒传》，那时、那景、那人仿佛又重新活在了我们当下，是那么的鲜活和赤裸。虽然老人有句古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但是《水浒》的意义绝不是闲情逸致时的少儿读物，而是一面描述古代，映射当代的“棱镜”，明白人自然心知肚明，不明人依然雾里看花。

一本《水浒》能挖掘的价值点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厚黑学、管理学，随便抓上一把就能够衍生出洋洋洒洒上万字的专业论文。从达官显贵到引车卖浆之徒，从博学鸿儒到陋室秀才之流，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笔者不才，只是现代衙门中一毛头小吏，本文仅仅从小吏这点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观点有失偏颇之处还望各位看官指正。

胥吏的不满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我们往往把梁山水泊一帮人等称为农民草寇。他们的造反按照教科书中标准解释应为“农民起义”，其实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类“农民起义”，领导者及造反队伍骨干，正儿八经是农民的少之又少，而基层小吏、土豪劣绅确是多如牛毛。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从汉高祖刘邦到民国总统孙文。就拿《水浒》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例子来说，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中，除阮氏三兄弟、陶宗旺是地道农民外，其余哪个不是体制内的小吏？郓城县办公室主任宋江；刑警队长武松、雷横；军队参谋林冲、秦明，呼延灼；下级军官鲁达、花荣、杨志、徐宁；还有我们光荣的监狱警察戴宗、李逵、施恩、杨雄、蔡庆等等，就连虚坐第一把交椅的晁盖，至少也还是个东溪村村委会主任。

按理说，这些大宋王朝的基层干部拿着皇粮，又有体制内的身份便利，怎么还会去造反？这些人都造反了，那就正如我们江泽民同志所说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了。”

造反理由之一：长年不涨工资

小吏也是人，也要养着家里的七八张嘴。你不能光指望着别人讲奉献、讲牺牲，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吏和官不同，自古就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能做官的往往都是“流官”，在一个地方呆个两三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后，就拍屁股走人。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正所谓：“三代为荣，根正苗红。”这个群体群众路线走得那是太熟了，说不定一个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与自己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他们不怕出门被唾沫淹死或是家中遭人刨祖坟，这些小吏最多也就是揩点小油，多拿张家一只蛋，少给李家一分钱，再过分点的事他想干未必能有这个胆。于是，小吏一家的活口全指望着赵老板每月的月份了。可惜那几年大宋王朝国库吃紧，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别说涨工资了，连原有的那份有时也要缺斤少两。正如《诗经》中有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另外正如我在《告诉你那些不知道的朝代—梦回宋朝》一文中提到的，宋朝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在那个时代差点就诞生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像《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那样表面的繁华背后往往隐藏着的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危机。那时候小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这样的富户做小吏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的家族利益，就像当今很多富二代当公务员也只是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工作环境，而像李逵这样没有背景的狱卒也许还只是个编外人员，就是现在所谓的临时工，虽然他的理想只是纯粹的混口饭吃，但就算一口饭也可能是朝不保夕。所以也难怪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宋江、朱仝等小吏心甘情愿的充当郓城县黑势力的保护伞了。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家做事，为上司干活，可能吗？因此小吏造反，造反有理！

造反理由之二：没有晋升希望

“哀莫大于心死。”有经验的老管教时常告诫我们要给罪犯留个念头。一个人有太多的希望不好，但一点希望也没有那就危险了。这类人无非两种结果：要么自我放弃自我毁灭，要么埋怨社会疯狂报复。古代官制从汉代举孝廉开始，逐步形成一套成熟的文官制度。在汉朝，小吏和大官之间，有直通车，小吏做得好，可以从一个衙门巡捕做到俸禄两千石的太守，甚至“登堂入室”，宰相、廷尉不在少数，正所谓：一切皆有可能。然而自从隋唐开启了科举制度后，官和吏泾渭分明，不经科举想当官，除非遇到乾隆这种没事喜欢下基层的主，还得机缘巧合让他赏识你，这种机会可谓是凤毛麟角。到宋代，赵匡胤这个政变起家的职业军人，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修文偃武的政策，每次进士录取都搞得像大学扩招似的，录取人数是唐代的数倍。小吏读书哪比得过那些正经出生的书呆子，这些人把朝廷上上下下所有官位都占满了，小吏们即使干得再好，几乎终生为吏而不能升官。用现在的话说，这些基层干部遭遇了事业的“天花板”困境。无激励机制就无责任心，你不让人家有些奔头，就别怪人家不产生别的想法，跳槽辞职还算人家仗义，时间一长，整个群体对朝廷心生不满群起而攻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经的仕途晋升渠道被堵死了，那么旁门左道总可以吧？对不起，在那个年代走后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宋朝后期官场裙带关系错综复杂，派系林立，但在宋徽宗把持朝政的主要还是蔡京一伙，那些端坐在朝廷上的大员大多都与蔡太师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蔡九、梁中书，不是乖儿子就是好女婿，偌大个宋朝搞得像如今大小太阳轮流执政的高丽国似的，世袭罔替，就算殷实如卢俊义、柴进这样的富户没有进入蔡家朋友圈，想要当官都难于登天，何况是宋江、林冲这类草根阶层呢？花钱买官这类方法，放在清朝后期或许一试百灵，但在当时没有门路你有再多的银子也是枉然。当然，使银子这招还是古今中外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后期，宋江之所以能如愿被招安，不断花钱买渠道是一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他找准了门路，皇帝情妇李师师，皇帝近臣宿太尉，有这两个贵人指点才有了他封官留名的机会。正规晋升无望，旁门左道不通，因此小吏造反，造反有理！

造反理由之三：权责利分配不均

在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证明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往来，却做家私在屋里。”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官与吏之间权与责不平衡是造成基层干部不好当的根本原因。当知县、知州的人只要跟对人，掌握住那个大印就万事大吉，具体麻烦事让小吏去办。草民闹事，巡捕雷横、朱仝得带人镇压；税收不交，小吏就得立马充当起城管角色；向上级官府禀报文书，由宋江这样的押司书写。小吏做好了，功劳是上司的，做不好出什么岔子，上峰要问责，这时候你指望领导帮你分担一些，对不起，他老人家早就撇的一干二净了。这就是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权无利却责任重大。

就拿侦破太师生辰纲一案来说，太师责成府尹，府尹责成观察，观察责成公差，最后压力全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对刑警队长何涛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具体办事的小吏如何服气？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发财的肯定是府尹，具体办事的能喝到一口汤就算不错了，最终破案还是要靠何涛这个吏，离开他太师、府尹有个屁用？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历史上小吏给大官背黑锅、当替罪羊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俗话说：“阎王好惹，小鬼难缠。”老百姓心中普遍认为大官还是不错的，最坏的是小吏。其实是因为大官并不常见老百姓，当然容易装出一副宽厚仁义的样子，再拙劣的政客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好人有皇帝、大官去当，而坏事交给小吏去干。出了事找个临时工、编外等种种理由，开除个把人就算交代了，让小吏来承担民众对官府的不满和愤怒几乎成为了一条历史规律。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政，陷害东林党人，将黄尊素、杨涟等抓入大牢，授意狱吏颜文仲等人将其害死。到崇祯年间，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这个狱吏成了替罪羊，黄、杨等家属当场用锥子将几位狱吏刺死。于是屎盆子扣在了这些小吏上，天启帝是因为受魏忠贤奸臣蒙蔽，崇祯帝更是包公再世皇恩浩荡。权责倒置、利益不均外加职业认同感缺失，因此小吏造反，造反有理！

结 语

“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小吏是任何一个王朝统治天下的基础，就像今天所说的“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吏造反杀伤力远比普通农民要大得多，普通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排行榜的小喽啰。而像宋江这帮小吏却能够播乱山东，撼动统治基石。《水浒》里所描写的大宋王朝的吏制是典型的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像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行事端正、勤勉王事，却为那个官场所不容不得不雪夜上梁山；像宋江那样长于权谋、八面玲珑的基层能吏，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暗通款曲反戈一击；像蔡九那样无德无能、欺上瞒下的昏官却青云直上扰乱朝纲；而像黄文炳这样寒窗苦读出身、有才识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为谋得晋升之道，一方面为朝廷勤勉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将自己的品行染得和官场一个颜色的人，却是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大官而言他是棋子，对有良心的同僚来说他又为人所不齿。正是：有才有德的下场最惨，先被官场淘汰；有才无德的，早就看透官府的本质，只利用官府为自己谋利益，从不真正效忠这个体制；无才无德，昏昏庸庸混日子；有才缺德的，反而心黑手辣，官运亨通。文革时期，批判《水浒》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借宋江这些人物用于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什么“投降派”、“阴谋论”一时满城风雨。《水浒》所描写的一切，可能确实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有太多的契合点，单就本文的主题词“胥吏”这点来说，你能说“胥吏的不满导致了宋朝的灭亡”对我们当下没有丝毫的警示意义？我们理想中的基层干部当然是个个都能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那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你也不能否认既然我们现在仍会有“薄熙来”、“刘志军”、“李春城”这类“蔡京”、“蔡九”之流，那我们千千万万的基层“小吏”中也会有很大的概率出现“宋江”、“林冲”、“黄文炳”之类，关键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善、公正、让人充满希望的现代干部管理体系，在充分保障基层公务员的经济待遇基础上，通过这套体系促使不干事的人要干事，要干事的人干成事，干成事的人成大事，这样大官不大，小吏不小才能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最后我想借习主席的那副“联中廉”作为本文的结尾：“得一吏不荣，失一吏不辱，勿道一吏无用，地方全靠一吏；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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