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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书颇杂，因樊树志先生，对明史竟略有兴趣，每到朝代末世，值得探究的问题也就愈多，有如两汉之际，唐末五代，两宋之交，明清之际，以至于清末民初。这些末世之际常有警世之言，以文士学风的转向总是随社会危机而转向，明人尚谈兵，在此有如宋人，这便皆受社危会局所影响。
明清之际，是一个模糊的时间界限，而这一时期，对于明亡之因亦多有不同的见解。在初涉明史，时常痛恨于党争，但在现今看来，党争亡国论者，绝非如此。明一朝亡国，绝非受士风所影响，倘若真如此，又怎会有晚清的士风转向，明之经世源于两宋，清之经世致用源于明一朝。
如今再看明清之际的学人有如王夫之、黄宗羲、顾言武等晚明遗老远非钱嘉学派所能比。梁启超先生说明代‘士习甚嚣’，常有诸生干政。尽管如此，亦可看出明朝一代文士的虎虎生气。
由此观之，明亡之因绝非因党争而起，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所言，明亡虽由于党争，可吾国民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明朝党社运动，亦是标志着士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自觉。
接触明史第一本书来自于一本通俗读物，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中所解，首要观点，在于政府效率，而张居正所行之改革，即在于提高政府效率，这其中所阻之处在于士人对于改革的不接受，其中有一句话所言‘张居正的改革，旨在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读书人这一群体。’
关于张居正之评价在此不作赘述，然若无张居正之改革，断不会有后来的60年。此中明亡之因，一句话以言之：政府效率缓慢，以及常以道德舆论，掩盖法律之力。
在由美国汉学家卜正民教授所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中，从另一视野了解明一朝，这部系列的特点在于叙事性强，以及对于新材料、新史料的运用，不只是在于对政治史的演变探究，亦在于对生活史方面的探寻。
但其中缺点则在于常引用一些边缘史料，与真正明史探究的正史探寻亦有较大差距。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元明部分，风格独特，读来颇有趣味，重视气候对于明代朝政之影响，有如万历时的旱涝，以及崇祯一朝的气候反常影响。 其中之观点在于气候与明朝朝政的影响。
从樊树志先生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有感于两难的处境，对外的战与和，对内的剿与抚。有感与内忧外患的交困，然实则，内忧外患在当时，实为小事。
真正的严峻的却在于粮饷问题的极端严峻性。有如孙承宗所言：‘今天下急不在内外患忧，而在于农栗兵饷’类似的言论在有如卢象昇所言：‘通计各省情形，大率寇多于兵，兵多于食。有司一闻大兵且至，人人皆欲服毒投繯。将兵者皆希骥士饱马腾。’晚明更甚，如史可法所言：‘兵行最苦无粮，搜刮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
王朝末世多悲歌，明末王朝陷入两难境域，既有外患侵扰，亦有内部起义，对外政策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对内政策在剿与抚之间徘徊，加之税收繁重，官绅贪腐，最终致使在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崩溃。
对外与对内，明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对外战与和的犹豫不决，对内剿与抚的徘徊不定，最终错失了众多可能反转的机会。
大明王朝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犹如一个M，在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之后下行，万历时期中兴，之后再次下。这之后的官僚系统呈现出了一个反复争斗的循环，官僚之间并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在乎只是个人的政治资源政治地位，这一现象在张居正的倒台时期尤其突出，之后愈演愈烈，有如东林党争。
重新将视野移回崇祯一朝，大明有如人入暮年，早已积重难返。崇祯皇帝并非亡国之君，亡国之因早以种入前朝。
崇祯一朝的两难境地，这十七年始终在寻一条破局之路。
从袁崇焕的辽东构想，再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也都曾小有成就。后金也曾止步于宁远城下，国内起义也曾被镇压至难寻出路，然而这一切却都好景不长。
辽东紧张则调兵辽东，国内起义频繁则重兵镇守，依然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加之崇祯一朝，西北地区旱灾严重，气候反常，起义只会越剿越乱。
直至最终的袁崇焕冤死，杨嗣昌病逝，一位位的末世英雄皆无力回天，卢象升的战死沙场，孙传庭殒命潼关，再至洪承畴的灭寇泡影。大明将机会一步步丧失。
所寻的破局之路皆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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