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情况
第一次产业革命在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从生产领域产生变革，需要提供动力支持，蒸汽机的改良推动了机器的普及以及大工厂制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新，这场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的时代。
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科学技术主要表现在新能源（石油，电气）的发展和利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应用，新通讯的使用，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为标志。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第三次产业革命1、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2、产生一大批新型工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3、推动了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交往和思维方式,4、给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了竞争和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高科技,以求在国际竞争中取胜.5、更加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根本原因和基础。
二、第四次产业革命概述
广义的说“绿色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狭义的说就是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新生物科技革命。我们姑且将新能源为首的绿色产业从现阶段开始到未来的崛起，定性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均没有赶上，第三次IT革命尽管赶上了，但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而这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创新者的重大机遇。
社会生产力以跳跃的方式呈积数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人类所消耗的地球资源，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上下五千年人类所消耗的地球资源的总和。未来的日子里，人类必然要不由自主地面对由资源的生成大于人类的消耗到资源的生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客观现实。。两百年来的人类文明动力大都基于碳燃烧，因为两个限制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是碳基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二是碳基能源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大气结构。现在二氧化碳的浓度是400-450PPM，过了临界值，恶劣气候将会频繁发生，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将被动摇。在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将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改变历史、拯救人类的重任。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大力实施的绿色„新政',是以新能源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一方面力图借此摆脱目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是谋求确立一种长期稳定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绿色关系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三、第四次产业革命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彻底改变人类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给世界带来“颠覆效应”。
新型弹性工作革命
15年前，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在《自由工作者的国度》（Free Agent Nation）一书中描述了未来的工作更像是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一系列交易，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关系。
今天，共享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也改变了这种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雇主利用“人力云”（human cloud）来完成工作：他们把专业工作细分为多个精确的任务和彼此独立的项目，然后上传到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组成的虚拟云上。这是新型共享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提供劳务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从事特定工作的独立个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阿伦·桑德拉拉詹（Arun Sundararajan）教授说：“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取收入——你既可以是优步司机，又可以是instacart的采购员，airbnb的房东，也可以在Taskrabbit上做临时工。”
企业：不改变就灭亡
对于在人力云平台工作的那些人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自由（是否工作的自由），同时因为他们属于全球虚拟网络的一部分，所以也具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有些个体工作者认为这样的工作模式压力小、自由度大、工作满意度高，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状态。
增长模式、就业市场和未来工作的变化会对所有组织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那些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正在对企业的领导、组织和资源配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集中体现为标准普尔500指数覆盖的企业平均寿命越来越短——从60年下降到18年。另外一个变化是新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地位、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facebook花了6年时间使其年营业收入达到10亿美元，而Google只花了5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新兴技术几乎都是由数字技术催生和驱动的，在它们的影响下，企业变革的速度在加快，范围在拓展。
上述现象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对话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时代信息的泛滥，以及颠覆和创新速度的加快都是很难理解或预料的，它们不断地让我们感到惊讶。在这个环境下，企业领袖能否持续不断地学习、调整并质疑自己对于成功的认知和运营模式，将决定他们能否在下一代企业领袖中脱颖而出。
因此，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冲击，企业领袖的当务之急便是审视自身和自己的组织：是否有迹象表明组织和领导层具有学习和变革的能力？企业开发原型产品、做投资决策的速度是否一直够快？企业文化是否包容创新和失败？我所看到的一切均表明，变革速度只会加快，程度只会更深。所以，领袖们必须诚实而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组织，分析它是否具有快速灵活的运营能力。
颠覆的来源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同。
在供给侧，许多行业都在引入新技术，以此采用全新方式满足现有需求，极大地颠覆了当前的价值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能源行业，新型存储和电网技术将加快行业的去中心化；3D打印技术的普及也会让分布式制造和零部件保养变得更加便捷和便宜；实时信息和资讯将针对客户和资产绩效提供独特见解，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他技术趋势。
那些灵活的创新型竞争对手也为颠覆提供了源动力，他们利用研发、推广、销售和分销领域的全球性数字平台，以更好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价格为客户提供价值，从而超越现有的成熟企业。
需求侧的变化也在颠覆着企业：由于透明度增加、消费者参与以及新型消费行为模式的出现（这一切日益取决于对移动网络和数据的应用），企业被迫改变其设计、推广和交付现有的以及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
信息世界正侵蚀我们的大脑
世界越朝着数字化及高科技方向发展，人类越需要由亲密关系及社交联系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加深我们个人及群体与科技的联系，它对我们的社交技能及同理心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影响已经出现。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在2010年进行的研究发现，当今大学生的同理心与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生相比下降了40%，其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
我们与自己的移动设备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总是与之形影不离，而这有可能让我们丧失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腾出时间进行静心反思，并开展一次无须技术支持，也不用社交网络作为媒介的真实对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使用手机，而应当将手机用于更好的用途。
技术与文化领域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我们在电子世界中沉浸得越久，我们的认知能力就越弱，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我们的注意力了。“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干扰系统，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机器。持续的干扰能分散我们的思维，减弱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变得紧张和焦虑。我们所陷入的思绪越复杂，干扰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早在1971年就警告说：“丰富的信息将导致注意力的缺乏。”如今的情况更加糟糕，对于决策者而言尤其如此。他们被过多信息所困扰，无法招架持续不断的压力，导致过度劳累。常常有领导者们对我抱怨，他们再也没有时间静心反思，更不必说一口气读完一篇短文这样的“奢华享受”了。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仿佛都处于越来越疲惫的状态当中。
四次产业革命的内在逻辑
尽管技术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应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少在近期要缓解技术对就业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对就业是有破坏效应的，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和自动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从而导致工人失业，或者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
四次产业革命都从原有产业技术突破，导致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对人力的要求会降低，但是也会相应带动其他一些产业的发展，将原有的技能转到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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