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可以让我们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曾经发生的那些错误，从而反思今天生活的时代。作者把《万历十五年》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结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名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而以下两点是贯穿读《万历十五年》始终我思考的最多的地方：
一.文化和制度必须适应于社会的发展
万历皇帝的权利受限于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和没有有效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而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即尊卑男女老幼。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暴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万历皇帝的积极到不作为，张居正的大刀阔斧改革，申时行的阴阳配合，海瑞的极端廉洁自律在大环境的腐坏之下已然是治标不治本。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和制度的支撑，却又受限于文化和制度的滞后，如果根本的制度问题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个人的作为对于朝代的更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二.人性的矛盾性，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信贪欲
万历前二十年积极治国和后二十年的不作为，张居正的尽职尽责却独断专权，推行十年新政却在父亲故去回家时大摆排场，申时行的阴阳之道，海瑞的廉洁自律和极端主义，戚继光是一代名将却也不免陷于美色，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学论调，无疑不成为鲜明的对比，万历在张居正事件以后，已然明白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阴则有阳，既有伦理道德，就有私心贪欲。鉴于人都有利己性，过分的压抑其内心的私心，必然会引起更强大的反抗，就如文官集团一样。
《万历十五年》读完了，对这个时代的弊病却不能停下思考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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