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5天《七臣七主 第五十二》第1部分

《管子》学习第195天《七臣七主  第五十二》第1部分

原文阅读

      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成事疾。

    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

      惠主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故曰：泰则反败矣。

      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不（吾午）则国失势。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四邻不计，司声不听，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吾午）则所恶及身。

    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

      振主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错，则人反其故。不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

      芒主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则见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

    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

字词注释

[1]或：不定指代词。有人。平虚：平意虚心，亦即平心静气。

[2]以还：以相。

[3]疾：速，快。

[4]申主：据黎翔凤说，指能以礼制法度约束自己的君主。尹注曰：申，陈用法令。

[5]闿：通“开”。

[6]泰：过分。

[7]狙：伺，窥伺。

[8]（吾午）：即“啎”字，与“寤”通用，通“悟”。觉悟。

[9]芒：当作“荒”。“荒主”即荒怠放恣的君主。伸：放恣。这里有沉溺、迷恋之意。

[10]常：通“尚”。喜好。

[11]四邻：前后左右亲近大臣。“四邻”词出《尚书·皋陶谟》。

[12]司声：郭沫若以为指谏官。

[13]刑振：兴刑罚的意思。丰：满，自满。

[14]振主：震主。即要威严之主。

[15]芒主：即亡国之主。芒，当假借为“亡”。通：利。人情：人之情欲。此句是说亡国君主每出于私心私意去质疑臣下，所以大家都不能获得他的信任。

[16]植：同“置”。放下，搁置。

[17]虞：揣度，考虑。

译文参考

    有人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种君主的过失，得出“六过一是”的结论，以此为自己鉴戒，了解自己的得失。又以此衡量七种臣子，也得出“六过一是”的结论。这种办法真好啊，做事成功得快。

      能以礼法自我约束的君主，顺应时势、遵守事理而以为常道，遍听远近的情况以保持明察。政事均能得其要领而处置慎重则法令稳定，赏罚坚决则百姓服从法度。对百姓不用戒备而用德行去亲和，那么百姓就能返归朴素。

      滥施恩惠的君主，用丰厚的赏赐耗尽府库的积蓄，赦免奸邪，放纵过失，因而破坏法度。府库空虚则君主的权威衰微，法度败坏则奸邪犯法之门大开。所以说：施惠太过反而会导致失败。

      侵害法度行事的君主，所喜好和所厌恶的都违反法度以致伤害自己，喜欢对不知晓的事妄加决断以堵塞聪明，喜欢对人窥伺而暗中观察，做事无常，又喜欢颁布法令，令人无所适从。不觉悟就会使国家丧失权势。

      荒怠的君主，眼睛迷恋五色，耳朵沉迷于五音，不考虑左右亲近大臣的建议，不听取谏官之言，则臣下就会肆意而行无所顾忌，以致国家大权旁落。不觉悟的话，所不愿看到的事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劳碌的君主，不明确本分和职责，上下互相干犯，臣下与君主同道，都发挥威权。刑法愈加峭急严酷，繁多而且苛刻。去掉这些刑罚则国家混乱，施行这些刑罚则十分危险，对后世能有什么好处呢？

      以威严刑罚震慑臣民的君主，责罚严厉而不宽赦，臣下震恐愤怒，不知所措，则民众就会反思先代君主行政之理。不觉悟则法度将日益衰弱，国家就会不稳固。

      亡国的君主常出于私心去质疑臣下，所以对臣下无所取信，全以己意治理政事，以致事务繁多，事务繁多则昏乱，昏乱就无论缓急都办不了了。不觉悟就会出现他所认为不好的事，耗尽余力之后就会滥用刑罚。

      所以君主度事之宜而行就会安定，官吏就会严肃而恭敬，百姓就会淳朴和睦，百官之中没有邪吏，朝廷之上没有奸臣，群下没有侵夺之事，世上也就没有受刑罚的人。

核心内容解读

      本文论述了七种君主和七种大臣，君臣同德均为“六过一是”，评判君臣的准绳主要是有没有遵从法度。此文一以贯之的是探讨法律政令的重要性，即有没有建立顺应时势遵循事理的常规常法，以及君臣行事是否遵从法度关乎国治与否。不必拘泥于“七臣七主”这一标题，怀疑中间部分内容为错简至此。

      文中对君主做了简要的分类，首先肯定“申主”，继而逐一否定“惠主”“侵主”“芒主”“劳主”“振主”“亡主”。虽然内容非常简略，但也反映出作者当时对于国家领导者的政治思想和智慧。

    “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首先，好的君主能以礼法自我约束，能够顺应时势、遵守事理而以为常道，可以遍听远近的情况以保持明察。这是对领导者个人品行和能力方面相当高的要求。其次，在处理政务方面，强调遵循法令慎重处置，赏罚明晰而使得百姓愿意服从法度。再次，用德行去亲和百姓，那么百姓就能返归朴素。

        惠主是滥施恩惠的君主，侵主是侵害法度行事的君主，芒主（荒主）是荒淫懈怠的君主， 劳主是分不清本分职责的君主，振主是喜怒无度、以威严刑罚震慑臣民的君主，芒主（亡主）对臣子多疑不信任、以致于昏乱误国。这些君主的行为多是不遵循法度以个人好恶行事，或过于严苛或随意施恩，或多疑或不会分权、都是没有能力领导好臣民、处理好政务。

      作者描述了理想的状态是“君主度事之宜而行就社会安定，官吏就会严肃而恭敬，百姓就会淳朴和睦，百官之中没有邪吏，朝廷之上没有奸臣，群下没有侵夺之事，世上也就没有受刑罚的人。”可以看出，这里强调了领导者的核心作用，一个稳定和睦的理想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位好的君主。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外儒内法

        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法家和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互补结构，贯穿了后世的中国历史，叫作“外儒内法”。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靠的是法家。他以法家精神建立了秦帝国。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国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让帝国覆灭，连带着让法家也受后人批评，甚至后来再也没有王朝敢宣称自己靠法家立国。

      但是，法家思想可没有消亡。它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中重要的资源库。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合法性，如何让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二是治理术，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儒家的强项，是可以解决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但一讲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的方法就更有效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思想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儒法互补、外儒内法的结构。

法家要解决什么问题？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到了战国时代，子夏的学生逐渐察觉到，传自孔子的思想已经没办法应对战国的实际情况了，他们就要变革。后来汉代追认的早期法家就是这群人。为什么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仁”的基础是“礼”，而礼的基础其实是周代那一套宗法制度。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西周的宗法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了。你一定听说过“三家分晋”的故事。晋国三个小小的卿大夫，竟然瓜分了自己本该侍奉的国君的领土，逼迫周天子封自己为诸侯，建立了魏国、赵国和韩国。这是西周宗法制度崩溃的标志性事件。

      为什么那些法家的早期改革家都出现在“三家分晋”之后的魏国呢？因为这里的人更明白原来的宗法封建格局不可复生了，新的现实需要新的治理方式。于是，子夏学派的门徒们开始提萌发了以法令治国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诸侯国的君主会看上这批法家呢？简单地说，儒家的重心是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但法家的重心是帮助君主树立绝对的权威，实行富国强兵的霸道。假如你是一个一心想称霸的战国君主，当然很听得进了。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君势为体，法术为用。意思是说，法和术都是具体的统治方法，而核心目标是加强君主的权势。

      那么，君主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平民百姓吗？错了，是贵族。战国的时候，七国内部哪一家都不太平，都有跃跃欲试的旧贵族想挑战国君，重演三家分晋的故事。吴起帮助楚悼王，商鞅协助秦孝公，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君主跟平民联手，一起做掉中层的贵族。用现在的话说，叫作“上层联合下层，夹攻中层”。

        在西周的时候，叫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就是说，贵族拥有特权，不受法令的限制，只需要严守周礼的规矩。而老百姓呢，不在周礼的调节范围之内，只能用刑罚来管理他们。贵族和平民，上下两个等级，各有各的规矩，不能僭越。法家破了这个法则，不管是庶民还是贵族，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所谓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把秦国原来对付庶民的刑法，扩大到贵族身上。这么做的结果，就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界限。

法家的三大法宝：法术势

        既然君主的敌人是贵族，那么按照法家的理论，君主又怎么干掉贵族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拉拢百姓。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平民耕战。只要你勤恳耕田、拼命打仗，君主就可以奖励、提拔你。这样，老百姓才有积极性，为国君的称霸大业出力卖命。过去在西周分封制度里面，王权无法直接统治平民百姓，现在王权可以绕过贵族，直接从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抽取资源。

      君主做掉贵族的第二个办法，是权谋。简单地说，就是：法术势，都是在操弄权力的技术层面上大做文章。

      法、术、势原来是几个早期改革家分别提出来的，互不相干。但到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这里，把这三个法宝一打包，就从治理术的工具包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历代统治者都对这套玩意儿非常喜欢，视为治理天下的看家本领。

      先说法。韩国第六任君主韩昭候，有一天醉酒睡着了。管帽子的小臣体贴君主，给他盖了件衣服。韩昭候醒来，知道情况后，同时惩罚了管衣服和管帽子的小臣。管衣服的被重罚可以理解，因为他失职嘛。为什么要罚好心的管帽子的小臣？因为超越职责，做了不该他做的事儿。所以说，君主要借助法令奖勤罚懒、赏罚分明。这样臣下才能明确自己行为的边界，不敢逾越。

      再说术，也就是帝王的制衡之术，秘不示人，隐藏在君主心中。韩非告诉君主，你身边有八种奸人，第一是和你睡一张床的，第二是身边的侍从，第三是家族中的父兄……总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怎么办？要将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潜在的敌人，把握好三条原则：深藏不露、独自决断、独揽大权。

      最后是势，也就是君主的权威，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法家和儒家不一样，不在乎民心的向背，反而认为最重要的是君主的权威。韩非讲得很坦率，再坏的君主也是君主，再好的臣民也是臣民，就像帽子再破也是戴头上的，鞋子再美也只能踏在脚下。

      韩非这套集大成的法家理论，深得中国历代皇帝青睐。从秦始皇一直到清代帝王，无不受他影响。汉宣帝甚至公开承认，朝廷的制度本来就是儒家、法家掺和在一起，所谓“霸道和王道杂糅”。像汉武帝、永乐帝、雍正、乾隆这些帝王，对外要开拓疆土，对内要摆平各种反对的声音，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他们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政权合法性要依靠儒家，但说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才是好用的手段。

      所以说，秦朝以后，虽然法家总被儒生们披上道德不正确的外衣，但是中国的皇权政治始终没有放弃法家。在皇权手里，儒家和法家，恰恰形成了中国思想传统里特别强大的互补结构，共同塑造了中国历代皇权政治的基本框架。

        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儒家好言王道，但拿捏不住权柄，而法家呢，擅长操弄权柄，却少了道德正当性。这两者的结合，恰恰能弥补互相的不足。所以，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外儒内法”，用儒家的王道理论，论证统治的合法性，用法家的治理术，来驾驭臣下和百姓。要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法家可以说是跟儒家并驾齐驱。法家跟儒家纠缠在一起，形成外儒内法的互补结构。

参考资料

《中国文化30讲》，许纪霖，得到课程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