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语文老师说到鲁迅，谈起了现在大众对鲁迅的看法。有一句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说的是现在的一部分教育者认为，应该让鲁迅的文章远离中小学语文教材。我很愕然，心里想，鲁迅什么时候沦落到这般待遇了。后来有意识地翻看有修改后的教材，确实有了变动。同我们中小学时已是无法比的。
后来看到一本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大惊失色，这样的书为何能出版问世呢？翻看了几页后不敢再继续，至今也没再拿起过。我自然不知道如何去评价一本文学作品，也无人跟我说这本书到底该不该读。我在心里把这本书拉了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为什么中国人的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的嗓门特高。制药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似乎跟鲁迅笔下嘲讽中国人是“看客”的态度一般，没有安全感呢，所以我们选择了当一个“看客”，着让我想起他笔下所写的祥林嫂，这在高中课本里也是有的，我也曾看过相关的影视作品。那些一个个跑到祥林嫂身边听她说起阿毛去世的过程的人，伴着那句“我真傻，真的”，掉几滴眼泪，事后摆摆手，只当看了一场悲剧罢了，还真的算得上一个“看客”。
然而像这些活在旧社会中的人，做一个“看客”也还有说的出的苦衷。在我看来，不做“看客”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不做“看客”也没有什么能力改变什么的。倒是这种麻木的感情，反而在那样的生活背景下，显得有理有据，坦坦荡荡。
在《孔乙己》里，那些看着这位唯一一个站着喝酒穿长衫的人，多次嘲笑着“你脸上又添着新伤疤了”。那种姿态可以被我们想象。这些“看客”在孔乙己消失一年不知生死时，仍然惦记着他所欠下的十九个钱。最后，也就无人问津了。那时我想，他如何不反驳。其实现在想来，也是无用功的。
最近的江歌案再次被掀到舆论浪尖，对于这个案件所体现出来的国民性在我看来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对于生命而言，这样的国民性是荒诞的。它所涉及不仅有法律与道德，还有伦理与人性。刘鑫一直否认自己在这个案件中的过分行为，作为法律的局外人我们也无法对她的做法给予某种法律上的申诉。但能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是冷酷无情的，《局面》上所记录的江歌母亲与刘鑫见面的情形，刘鑫在舆论的重压下，呈现出奔溃的迹象。这次见面只是舆论道德重压下对人性的一次拷打。或许在现实中，社会道德的谴责还会让某些人惴惴不安，度日如年。但这种道德层面的“惩罚”，不应是事件的终结。潜藏在舆论背后的是对国民性的再次深思，而这种深思，不应随新闻热度的消退而消逝。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笔下的这种形象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舞台上熟悉的角色。而鲁迅真正想警醒国人的也许是，把虚伪的帽子摘掉，人生才能变得真实起来。而布局于当下的社会形态，我们依然能在生活的某个角落把国民性的劣根连根拔起。今天，在读到鲁迅的作品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性的劣根依然存在。
社会的发展会引起国民性的变化，这是无疑的。而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总是存在于社会的某个角落。不管时代如何前进，它总会时不时地向我们展示国民性的劣根，像一柄利剑，揭开我们的托辞。让我们看清那些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看客”来凑这些苦难的热闹的丑恶模样。
所以在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忘记鲁迅先生的那份正直与勇敢，要做沉睡千年的铁屋子醒来的觉醒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痛斥苟安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敢于揭示病态社会的千疮百孔。无论如何，鲁迅永远是一个开放并真实的鲁迅，这份对国民性的中间态度永远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他会一直警醒我们，让我们挺起脊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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