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因为父亲做了清华大学教授，7岁开始，我住进了清华园。然后在北京读了四年小学，毕业以后读了四年中学。
中学是在宣武门附近，当时的崇德中学（现北京市31中学）。那个时候是1930年左右，全北京市的中学里，我想有差不多一半是教会中学，崇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大概300个学生，其中有1/3住校，我就是住校生之一。学校很小，没有真正的图书馆，只有一间图书室，我常常到这个图书室里去浏览一下。
我想我对于物理学第一次发生兴趣，就是看了这本书——《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发生兴趣是因为书里讲了在20世纪初物理学中的重大革命，即包括了量子学和相对论。
图一 神秘的宇宙
后来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经过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大合起来，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开始招生。那年夏天，我中学5年级刚念完，还缺一年才有中学文凭。
可是当时因为中学生流离失所很多，所以教育部在重庆就有一个命令，学生中学不毕业也可以参加考试，叫做同等学历，我就以这个资格考进了西南联大。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老师的教学态度、同学学习的态度都非常好。大家觉得这么困难的情形下，还能够读书、能够做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都很珍惜自己的机会，学习得很好。
四年念完后，我又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那时物理系研究生有六七个同班的，我和黄昆、张守廉住在一间屋子里，非常熟。
黄昆后来对于中国的半导体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还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做了一系列演讲，带了许多的学生，今天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半导体研究里主要的人物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张守廉后来到美国改学了电机，做了很多年电机教授，黄昆和张守廉两位现在都不在了。我们三人共同于1992年照了一张照片，当时周培源教授是北大校长，90岁，在北京有一个庆祝会议，张守廉和我也从美国来了（图三）。
图三 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1992年6月1日摄于北京大学为周培源先生举行的生日会上）
在西南联大有两个老师对我有长远的影响。第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是因为我在四年级要毕业的时候，需要写一个学士论文，那么我去找吴先生，吴先生就要我看一篇文章，是讲怎么用群论来解释物理的现象，尤其是分子物理学，因为分子物理学是吴先生的领域。
另一位是研究院我的导师王竹溪先生。王先生的领域的是统计力学，统计力学那个时候也是有个新的革命。所以王先生把我带进了这个领域。
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考取了一个留美公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最有影响，一位是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那个时候他还不到40岁，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当时已经很有名了，可是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图四）。
在20世纪50年代，大家晓得原子弹做完以后，要用原子弹来引爆一个氢弹。这个窍门很多年没能解决，最后解决这个窍门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就是特勒，所以国际上说他是氢弹之父。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可是我想他是逃不掉这个名字的。
另外一位对我影响更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就是他率领二三十个物理学家，第一个做出反应堆，制造的地方就在芝加哥大学，所以芝加哥大学现在有一个小的广场，上面有一个雕塑是来纪念人类第一次用核能发电。
在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留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助教。1949年理论物理有个新的发展，叫做重整化（renormalization）理论，是个崭新的理论。芝加哥大学没人搞这东西。
在普林斯顿一个知名的高等研究所（图五）里聚集了很多重要的、年长的以及年轻的研究员在搞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请求到那儿去做博士后。
这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既没有本科生也没有研究生，只有大概十几个教授，有几百个博士后以及一些访问学者。在那里前后待了17年。
在我去的第一学期，大概是1949年10月，因为一个同坐班车的机会，路丁格（Luttinger）对我说，昂萨格的文章被他的学生考夫曼（Bruria Kaufman）简化了，昂萨格这个难懂的文章被用一个考夫曼的新方法解决了。他在那仅几分钟的功夫里，告诉我新方法的关键部分，是几个反对易矩阵（anticommuting matrices），而我对这部分极熟悉。
所以一到研究所，立刻就放弃了当时在做的场论研究，把新的想法用到昂萨格的问题上去。因为这确实是关键，所以不过用了两三个钟头，就完全做通了。后来我也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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