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之死:死者长已，情义永存

江歌之死:死者长已，情义永存

江歌之死：死者长已，情义永存

一个叫江歌的女孩在日本惨死，引发了全民对这一事件从各个角度的热议，其中以对其闺蜜刘一个叫江歌的女孩在日本惨死，引发了全民对这一事件从各个角度的热议，其中以对其闺蜜刘鑫的声讨最甚。

如果假设我自己身处这种险境，不，我不想假设。我既不想站在江歌的立场，因为我不知道闺蜜有难我会不会这么大义凛然歌的女孩在日本惨死，引发了全民对这一事件从各个角度的热议，其中以对其闺蜜刘一个叫江歌的女孩在日本惨死，引发了全民对这一事件从各个角度的热议，其中以对其闺蜜刘鑫的声讨最甚。

如果假设我自己身处这种险境，不，我不想假设。我既不想站在江歌的立场，因为我不知道闺蜜有难我会不会这么大义凛然的站出来保护她，我不想看到自己年轻的生命惨死在人渣之手，留下至亲的两个女人在世险却被横刀乱砍的时候我会不会有勇气打开门，我更不想承受活下来受到的良心谴责，甚至舆论谴责，还有对江歌母亲的亏欠，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自私。一念之间，我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又是什么。我很坦诚，我不一定会是那个做得好的人。

关于这个事件，我不做过多评判，自己都不能保证可以做得崇高，为何要去批判他人。我只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活得流于表面，追寻快乐和感官的痛快，逃避苦痛，不自觉地释放最原始的人性，就像草履虫一样，趋利避害。而然生而为人，总有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让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显得太轻飘飘。有时候，经历过苦痛，在苦痛中学会面对和尊重生活，生命方显得更厚重。

在这个事件里，江歌的母亲是残忍的，不仅是对铸就了她的痛苦的人，更是对自己。她选择把痛苦和仇恨作为活下去的支柱，那是她的权利。刘鑫选择了逃避，逃避责任，逃避一笔无法偿还的人命债，她将受到并一直受到世人和良心的拷问。而我在思考，活着的人该如何面对余生的路。

大学时候，和一个独来独往的男生有几分交情。他和当时大多沉浸在游戏和风花雪月或者埋头苦读的同学都显得不同。他成绩一般，画画，写文章，竞选班干部，和同学因为工作问题才进行交往。总结来说，他和善，谦逊，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他为何选我倾诉。一次自习，他坐在我旁边，给我看他画的一幅素描，我礼貌性地表示欣赏。他告诉我，自从父母离异，他就开始失眠晚睡，漫漫长夜只能靠画画来打发时间。现在失眠更严重了，因为头总是疼得厉害。我心中升起一股酸涩，又害怕流露出同情是他不想要的，只能淡漠以对。只是浅淡地建议他应该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头部。在他摇头表示不需要之后，再不提此事。

后来，他拉我一起加入学院里的新闻部，为了混一个虚无的名头，我欣然前往。进了新闻部，他成长很快，经常请教前辈新闻的写法，还买了书籍学写报道，很积极地投稿，文章经常刊在校报上。几个月后，在一次学生会换届选举中，他被选为新的新闻部部长。而我，完美地诠释了“打酱油”三个字的含义。因为不喜欢写新闻这种文体，我没有写出一篇报道，在部里催稿的时候无限期拖延。当了部长之后，他有一次找我谈拖稿这件事，他说：“你不该这样虚度时光的”。那时候年轻，幼稚得可笑，对他的话嗤之以鼻孔，心里还有几分不痛快，觉得他当上了部长，摆起架子来。之后，我主动退出新闻部，原本一般的关系也就更加疏远起来。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按部就班的生活，而他在充实的大学生活里越走越远。

寒假过后，坐火车回学校。火车刚过了达坂城的白色风车阵，就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听说大年三十，他头痛难忍，家人将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脑瘤晚期，发病很快，一个星期之后的大年初六，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望着车窗外被冰雪覆盖的茫茫的戈壁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终究没有落下来。谈不上悲伤，只是对一个正当年纪的生命的殒殁感到惋惜罢了。

后来，他的父母来收拾他的遗物，我没有去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痛失爱子的父母，安慰也说不出口，觉得在这样大悲大痛面前，安慰显得轻飘飘的，安慰甚至是一种刺痛。班干部受他父母的嘱托将一些书送给和他关系较好的同学。他们觉得我和他走得相对较近，将一本名字大概是如何写好新闻报道之类的书送给我，说是留个纪念。我其实是不想要的，每次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心情就压抑起来，死亡始终是一件充满阴影的事，而我不想感受这种沉重。书终究是留下来了，甚至在毕业的跳蚤市场上也没想过卖掉它，只是从来没看过一页。

在他的一年祭那天，在春节喜气洋洋的气氛里，我突然想起了他。我设身处地地觉得，这天对他的母亲来说有多残忍，阖家团圆的日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我找出她的电话号码，斟词酌句地编写了一条短信发给那位从未谋面的母亲。几天后接到陌生号码的来电，那位母亲在电话里不停地和我说谢谢，谢谢我还记得她的儿子。后来，我再也没有打扰过他的家人，我想，伤口总会慢慢愈合，时间会抚平一切。大概我于他而言，情义便是默默地祭奠，在他走后，我曾为他的母亲送去过那么一丁点温暖。

世间的苍凉大概就是谁都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苦痛和沉重。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至少不能让别人的道德约束，让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显得太轻飘飘。有时候，经历过苦痛，在苦痛中学会面对和尊重生活，生命方显得更厚重。

在这个事件里，江歌的母亲是残忍的，不仅是对铸就了她的痛苦的人，更是对自己。她选择把痛苦和仇恨作为活下去的不幸影响自己的心情，不知道我们这代的其他人是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周围的一些人是的。那个同学去世后的那年冬天，班长召集我们开了一次班会。原来他的母亲亲手编织了三十条围巾，每个同学都有一条，她让班长给我们带话：“孩子们，祝你们健康平安。”我低下头，在课桌下悄悄地红了眼眶，但只那么一瞬，情绪就消失干净了。我相信，那天，每个同学都在心里默默的缅怀了一番，仅此而已。随后，班会散了，大家系着那条围巾嬉笑打闹，聚了餐，K了歌，吵吵嚷嚷，极尽欢乐，年轻的时候仿佛只有用那样的方式才能驱赶心中的悲哀和恐惧。好在，那位悲痛的母亲将悲伤化为情义，也许在他一针一线编织围巾的时候，她失去孩子的悲痛和对儿子的思念都有了寄托。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度不知自己在写什么。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做着轻飘飘的事，八卦狗血的消息引发全名的口水战。但有些人，默默无闻地做着情深义重的事。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20岁的新兵陈俊贵随部队奉命参加修筑中国最美最险峻的公路——独库公路。那是一个冬天，陈俊贵的部队1500多名官兵被暴雪围困在零下三十度的天山深处，面临冻死断粮的险境，通信中断。陈俊贵的班长奉命带三个人下山求援，轻装上阵，只带了一把防备野狼袭击的枪和20多个馒头。谁知道遇到暴雪，迷了路，两天两夜也没能走出茫茫的雪山。最可怕的是只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了。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最年轻的新兵陈俊贵，自己倒下了。班长的最后遗言是：葬在路边的山上看着这条自己付出生命的公路，并请求陈俊贵替他看望自己的父母。没过多久，副班长也牺牲了，陈俊贵与另一名战友被哈萨克牧民所救才将求救信息送到指挥部，1500名官兵得救了。陈俊贵和战友严重冻伤，在医院治疗了4年才得以恢复。

独库公路江歌之死:死者长已，情义永存

伤病出院的陈俊贵找不到自己原属部队，也查不到班长家的地址。回到家乡做放电影的工作、娶妻生子的陈俊贵总被班长的临终嘱托困扰。于是带着妻儿回到了新疆，在离班长坟头很近的山头安了家，为班长守墓，并寻找班长家的消息。这一守就是24年。

24年艰苦异常的生活让我每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酸落泪。为了一句承诺用一生来守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冰山不消融，塞外有丰碑。

在这个多元自主的时代，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并做出选择，包括受过创伤，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我们心中多一点情义，生活就多了一条路，人生就多了些许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