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善于心安理得的物种,当我们有些许‘无力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 ——黄执忠《奇葩说》
(1)
周末,突然接到久未谋面的初中同学小文的电话。
记忆中的小文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全校男生眼中的公主:母亲是机关干部,父亲是医院院长。长得漂亮,弹得一手好钢琴,经常在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久如此,她还性格温柔,身上没有一丝娇气。大约因为我从小喜欢看闲书,所以她跟谈得来。
然而初三那年,小文突然离家出走了,据说是跟一个网吧的小青年去了南方,此后多年再无音讯。
“你知道我在哪里吗?”小文苦笑了一下:“我给肇庆,给人家孩子当小阿姨。”
“他还好吧?孩子……”我不敢对小文这种人生反差表现出一丝惊讶,竭力保持淡淡的语调,生怕一不小心怕伤害她的自尊。
“他?……从不着家,两个孩子在我妈那里。爸爸中风后,妈妈怪可怜的,我每个月寄点生活费回去。”
小文的声音异常平静,带着一种在生活的滚水里泡过后的淡然。
“他忙着赚钱养家,也许是没空……”我竭力安慰着小文。
“鬼咧!跟些女人……没钱了,就回来问我要生活费。”小文还是声音淡然,那淡然中,似乎带着生无可恋的麻木。
“什么?……还问你要生活费?他……他还算男人吗?”我简直要炸了。
“不然,难道眼睁睁看着他饿死?”小文似乎觉得我的反应过激了。
“小文,这种生活……你怎能忍受?”我无法想象小文养着两个孩子,还要养一个大男人的处境。
“没学历,没技能,还能怎样?十几年都这样熬过来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等他老得浪不动了,应该会安分的。”小文叹口气。
“你不能报个电脑学习班什么的?噢……对了,那时你不是爱写东西吗?你为什么不能写文章?”我想起小文初中时的特长,又想起了打工女诗人郑小琼。
“一看你就是在学校呆久了的。我每天买菜,做饭,哄孩子,做清洁,哪里有时间?做事稍微慢了,主人又该发脾气了。再说,十几年没动笔了,我脑子都锈了,也没那心思了。唉,其实,我跟这边的阿姨们一聊,大家都差不多的。我这还不算最坏,有的,还娶二房生子呢,有什么办法,认了呗。”
(2)
跟小文说话时,我忽然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黑暗的无底洞,看不到任何光亮。
最怕的,是一个人,从此不愿意再支配自己的人生,不支配自己的真实感觉,用“无能无力”来麻醉自己,让自己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再动弹,不再折腾。
一个决定要放弃自己的人,努力合理化她的生活的人,带给你的是无尽的“丧”感。
我忽然想起自己生宝宝时接受全身麻醉的情景。麻醉医生将针头插入脊椎,随着麻醉药的缓缓推进,慢慢地,麻木感从腰部向全身扩散,抬不了手,动不了腿,甚至连翻身都不能。
一刹那间,我突然陷入了惶恐:要是这种麻木永远恢复不了,我活着,跟死了,有区别吗?我听到手术刀嘶嘶地划开肚皮,感觉到有人撕开裂口,但是,毫无感觉。这样一个麻木中,我最后,竟然睡过去了。
如今市面上有一种流行鸡汤让人甘之如饴:“好好享受当下吧,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天来!”
每当听到这种话,我就想那则寓言:一人问水手:你爷爷死在哪里?水手说:死在海里。那人又问:你父亲死在哪里?水手说:也是死在海里。那人问:那你怎么还敢做水手?水手没回答却反问:“你爷爷在哪儿死的?”那人说,在床上死的。水手又问,你父亲在哪儿死的? 那人说,也是在床上死的。水手问,那你怎么还敢到床上去呢?
然而,这些话如同那插入我们脊椎的那麻醉针管,力图从此让你“止息”:别动弹了,别折腾了,别幻想了,别……他们反复告诫你:有些东西,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可这“安”,未必总是“安好”。
倘若你留心身边,你会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自我质疑:
“我学中文的,你让我去考会计师,别快玩笑了!”
“不好意思,这个事情,超出我能力。”
“不,不,不,我从未做这个,不行,真不行!
“我都三/四十了,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认命吧”
就如小文那声幽怨的叹息:“离婚?我还能嫁给什么样的人?我知道这种生活不好,可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3)
黄执中曾在《奇葩说》中讲道:
“人是一种善于心安理得的物种,当我们有些许‘无力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人,是自为的动物,能主动支配自己的命运和人生。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关注过人的“困境”以及如何突破无能为力的困境的问题。《呐喊·自序》中记述了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立马反驳道: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当今,在生活庞大的压力下,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这种“无能为力”的感慨,他们以“无能为力”的麻醉,将“可能性”置换成了一间间自我囚禁的“铁屋子”,却从来不曾想过,去毁掉这让人绝望的“铁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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