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子霖当官
在白鹿村，根据祖传的规矩，族长由掌门白姓长子继承。所以，一切治村要略和大事要事，都是白嘉轩主导，鹿子霖只有协助服从的份，他的个人才干无法得到施展。
这一次，他当了乡约，用有限的经费置办了像样的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的办公地点，并聘用文书，开始行使总乡约田福贤赋予他的革命权力，展现了他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
在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的庆祝活动中，“鞭炮齐鸣，又三声铳响，把人们震得耳鸣心跳。”
作者使用神奇的“乱糟糟”三个字形容当时的气氛，不知道读者读到这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只能感慨作者用字造词之精妙。
鹿子霖在这种气氛中想到是他的老太爷的遗言“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他觉得刚刚鸣放的这三声铳子，可以慰藉老太爷的在天之灵。
当时，“反正”才取得区域性的胜利，设置行政机构，任命官员，本应是为了管理好一方百姓。但这些新官僚，其本质，还没有从旧封建糟粕中脱胎换骨，甚至连清廷的方升都不如。他们心中没有家国，没有百姓，只想着如何光宗耀祖和搜刮民膏民脂。
所谓的革命，所谓的“反正”，换汤不换药，甚至用了更苦的药，老百姓的日子只能更苦。
白嘉轩“交农”
白嘉轩代表着传统的封建道德秩序，他看到庆祝活动的五席饭菜，马上想到：“这些人在这儿吃谁的？”新政权刚刚开始，尚未征税纳粮，哪里有钱吃吃喝喝？
果然，马上，比清廷更离谱的印章税来了。
新官僚们也想到了推行的阻力，他们的应对方法是：牙口得硬点。
对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来说，只要能好好过日子，谁当权，他们并不在乎。“反正”让自己更苦，还要“反正”干什么？
白嘉轩用老人口口相传的杀贼人的鸡毛传贴，联合了白鹿原上的村庄，一起去“交农”抗税。
他问徐先生：“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徐先生的回答掷地有声：“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
这几句话出自文弱的徐先生之口，振聋发聩，一扫数千年来封建文人的迂腐与懦弱，显示出非凡的气度。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他们也许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手中的笔重若千钧，撑起了仁义的大旗。
“交农”的过程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先是几个起事的人被田福贤们绊住脚步，行进的队伍找不到领头人。情急之下，三官庙的和尚自愿充当起事人，鹿三等人紧跟其后。
而当潮水般的人涌向县城，颁布印章税的县长在城墙上下跪，宣布取消印章税，结束了这次交农事件。
“没有经过多少周折而顺利地达到目的取得胜利，反倒使人觉得意犹未尽不大过瘾。”于是，尚未释放的怒火，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来参加交农的人，找到发泄的途径。
最后，参加交农的领头人，并不是因为交农而入狱，而是因为他们破坏他人财物被抓。
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所谓的民主。民主允许老百姓聚众游行；但是，不允许随意打砸烧捣破坏他人财物。
“反正”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是把还没走出传统封建秩序的人们的思想，往前推了一步。
不可思议的是，白嘉轩没有被抓走，他“比起事以前更难受。一个最沉重的忧虑果然被传言证实了：他的起事人的身份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幸免于坐牢的原因是他花钱买通了县府；说他一看事情不妙就把责任推到那七个人身上，还说他的姐夫朱先生的大脸面在县里楦着，等等。”
谣言四起，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家属、设法救人。
最后，看在朱先生退兵的功劳上，张总督同意放人。但是，那个无权无势无羁无绊的和尚，成了唯一的背锅人。不过，通过走法院院长夫人的路线，“孔方兄”还是把他救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所谓的法制。在人情、金钱面前，民主、律法不过是一句空言。
在这次交农事件中，不管是白嘉轩还是徐先生、鹿三还是三官庙的和尚，都体现出了仁义的精神。
徐先生体恤农人是仁，白嘉轩策划起事也是仁；和尚主持大局是义，白嘉轩奔走搭救也是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仁义”二字，撑起了这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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