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拉

 过去的年代是美好的，很多事情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尽管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它却是弥足珍贵的。

 我还是讲我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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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对一个小村子很有感情，那是我母亲的故乡，叫东庆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在东庆升当农民的老舅去佳木斯市卖笤帚——那时候，农村卖黄烟、辣椒、笤帚等经济作物都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曾有东庆升一个老孙头，家里打了一尺来长的鸭罗宏鱼舍不得吃，拿到附近的浩良河卖。老头不敢把鱼都拿出来，只拿出几条摆在外面，大堆的放在屁股下的袋子里藏着。这时过来两个戴红胳膊箍的人（戴红袖标的人，类似于市场管理人员。），问：你的鱼就这几条嘛？都拿出来。老孙头磨蹭着不想拿出来，两个人把老头推了一个仰巴叉，拎起袋子就走，可怜老孙头攒了几天的鱼自己舍不得吃一口，都让人抢走了。

 东庆升邻近松花江，贫瘠的土地出产一种作物，叫笤帚糜子，植物的果实可以当粮食，秸秆还能扎笤帚，村人们就常在园田地头种植一些笤帚糜子。

 那是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壮劳力一年挣三千工分，遇到好年景十分勾一块钱，一年能挣三百块钱，那就是挺好挺好了。遇到不好的年景还得到挂，工分越多到找钱越多。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就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去城里卖点啥贴补家用。下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还编了一套嗑：东庆升三件宝，黄烟辣椒笤帚草，弃农经商往城里跑。

卖笤帚最远的能卖到佳木斯市，得起大早，来回花四块多钱的火车票，中午就那么饿着，实在受不了就买个麻花干咽，一天也卖不了几个子，还担惊受怕的。

 1975年冬月里的一天，姥爷把家里一冬天积攒的四十多把笤帚捆扎好，给二十岁的老舅背在背上，千叮咛万嘱咐地塞他兜里五块钱，老舅就和同村的两个伙伴去佳木斯卖笤帚了。老舅的两个伙伴一个叫王凤武，另一个是他的堂妹红梅。他们三个人站在寒风中，在佳木斯三百门前卖了一天的笤帚，一把笤帚只卖一块七毛钱，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还有十几把没有卖出去。此时日将落，肚子饿，几个人不禁焦燥起来。正烦恼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面前，老人长挂脸，尖下颏，灰色制服套着棉袄，下着黑裤子，黑趟绒棉鞋，腰板挺直的。老头摆弄着笤帚，沉吟着自言自语：这笤帚看着眼熟，这是姚家围子（围子，东北方言，屯子，村子之意。）扎的笤帚啊。

各位有所不知，原来这姚家围子就是东庆升的老名，姚家围子是下江的一个名村，因为这屯子出了一个姚四爷，姚四爷是民国黑龙江督军吴大舌头吴俊生的把兄弟。姚家围子老百姓都会扎笤帚，扎的笤帚做工精细，在笤帚脊背龙骨拧成一个好看的‘鹅头’。老头正是从这‘鹅头’断定我老舅卖的笤帚是姚家围子的。当时我老舅闻言吃了一惊，连忙接茬：我们就是姚家围子的，您老人家真神了，怎么就知道这笤帚是姚家围子的呢？老头说：姚家围子的笤帚有个 ‘‘鹅头’’，别地方的笤帚扎不出这精细活来。既然是姚家围子的人，敢问你是谁家的？我老舅说，我姓郭，我爸爸叫郭志俭。老头瞪大眼睛，你是郭志俭的儿子？啥也不用说啦，今天咱们就是缘分，都到家去吧，今天晚上就住家里了，出来一趟不容易，明个把剩下的笤帚卖了再回家。我老舅三个人也是没杵了，真就跟着老头去了他家里。老头家也没别人，就一个老伴，屋里挺简陋的。老两口这个热情啊，又是到茶，又是炒菜，陪着老舅三个人喝酒。老舅过意不去，要送他两把笤帚。老头说啥也不要：乍地，到家里吃饭还留饭钱啊？老舅说：看您说的，这不是咱有缘分嘛，这笤帚也是家里面常用的，您就留几把又能怎么着。老头坚决不肯，到了也没要这两把笤帚。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老头热热乎乎把老舅三个人送出家门，一直送到胡同口，看他们走远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老舅回家把事情说给姥爷，姥爷说：这人是姚家围子老户，出去几十年了，姓王，外号叫王二拉。这以后，我老舅再没去佳木斯，也再没见过这个王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