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明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明神宗得到张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赐张居正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另外还有两宫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监太监张诚监护丧事。张居正灵柩将发时，内阁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上疏派员护送，随即安排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安排司礼监太监陈政护送张居正母亲赵老夫人同时回江陵。在张居正过世前十天，明神宗还加封其“太师”，是有明一代唯一生前受此封的在职大臣。
张居正是湖广江陵县人（今湖北江陵县），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到万历十年（1582年）这三十五年间，张居正除了因父丁忧急匆匆回过一次江陵之外，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北京度过的。张居正现在从北京再次回到江陵，带回来的是无尽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
张居正身后发生的诸多状况，只证明了恩薄怨厚，是少非多，才是人间常态。
到了万历十一年三月，明神宗下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谥号文忠，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庶民。张居正身殁至此，仅仅九个月。
万历十二年四月，明神宗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在内监和朝廷命官未到之前，荆州府、江陵县令亲自到张宅封门。等到五月朝廷命官姗姗来到，打开宅门，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七口。随后，搜检、拷问，应有的尽有了。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二子张嗣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果，后发配边疆，三子张懋修后戍烟瘴之地而死。张敬修生前写血书一份，最后说：“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张敬修提到的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正是继任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张四维。但张敬修怪错了人。没有诏令，张四维做不到。张敬修的死撼动了朝廷，明神宗迫于议论，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张居正母亲赵老夫人，余子皆充军。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在这两年间查抄冯保与张居正所获财物的去向，没有太多详细说明，大抵应该去了内库。
万历十年十二月上疏弹劾冯保的江西道御史李植，与纷起攻讦张居正与冯保交结的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等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此事之后，终万历一朝，朝野再无人敢提及张居正。
张居正身后与身前之间天翻地覆的差异，难道仅仅是明神宗的恣意为之吗？那么，张居正与明神宗之间发生过什么呢？张居正与张四维、申时行这些阁员之间又有些什么呢？张居正与朝堂之上的言官之间的芥蒂又如何呢？张居正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又存在哪些微妙的关联呢？从表面上看，张居正作为阁臣首辅，他依然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夏言、严嵩、高拱的老路。毫不客气的讲，施展“致君尧舜”十数年的努力，张居正无例外地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
直到崇祯三年，明思宗“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这才恢复张居正的二荫及诰命。崇祯十三年，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再请追张敬修礼部主事并复武荫。明思宗复张敬修官职，并授张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艰难之际，才想起往日的功臣，但事情已经太迟了。明思宗想起张居正是有其缘由的，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更换了五十位大学士、首辅，可谓频频。
从张居正逝世到明亡，正好一个甲子的时间。由此联想到黄仁宇先生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按照历史对这一年的记载，这一年还算是好的，四海无事。但黄仁宇选取这一年作为他的历史观叙述的缘起却不随意。到了万历十五年，张居正执掌政局遗留下的影响力基本上烟消云散，他的名字都无人敢提及，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从历史经验中看到明朝的大厦倾倒不是崇祯朝突然爆发的，而是始于万历一朝。更为确切的说，是开始于张居正逝世之后，是开始于明神宗在张居正死后将其制定的政策和法制一一取消之时。朱东润先生撰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书中有这样写：
“居正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被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法被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取消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正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留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一般来讲，大厦倾倒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的轰然一声只是它必然的命运。只是读历史，不是仅仅知道故事，还要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
朱东润先生在1943年写就的《张居正大传》一书就可以作为知晓这个原因的一个入口。正如朱东润先生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
虽然这本《张居正大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奏疏、书牍，里面有大量对我们而言颇为生僻的字词。但唯有一一读过，我们才能看到活在历史中的张居正，而不是在朱东润笔下复活的张居正。在逐步了解张居正这个人的过程中，那些冗长、华丽的奏疏和书牍是绕不过去的。朱东润先生对于撰写人物传记显然有自己的章法和立场，但我在此书中更多看到的是朱东润的克制，尤其是涉及评价时。
如果通读四十六卷本《张文忠公全集》的话，想必能对张居正这个人有一个较全面的看法，但也容易陷入一家之言的境况中。朱东润在撰写《张居正大传》时，是将张居正放置在历史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去审视。其中不但有张居正怎么说，也有别人如何说。我们给予张居正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在对人、时、地、势、事相互交缠和纠结的历史探讨中，张居正这个人才能完整起来，或者趋于完整起来。从更为具体的感受来讲，在《张居正大传》这本书中，我看到的是“办事之难”这四个字。
读朱东润先生的书，更让我叹服的是他的行文。这本写于八十多年前的人物传记所使用的白话文，温雅秉直。在判断之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张居正大传》的文风让我想起中文曾经有过的样貌。没有愤懑，没有指摘。在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用不着简单的二分法辨识忠奸，亦用不着落入历史循环的窠臼中质问和指责。我们反而要做的是问问自己，在面对和继承这样的历史时，我们会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
对于这一段话，我想指出的是，那些过去“无穷的光辉”的确属于我们，但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点，在阅读中国历史时，尤当谨记与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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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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