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亭君从凉州归来，给我分享她的一些见闻。
这次凉州游学，入住当地的一家星级宾馆。晚上洗头后发现吹风筒坏了，遂向服务员反映，要求借一个来用。服务员说宾馆只准备了两个，全都借出去了。新亭君说让服务员想想办法，服务员让新亭君到其他房间去借用。新亭君说已经半夜十一点了，去别人房间怕打搅别人，服务员说那就没办法了。
我以前出差或旅游都会自己带一把吹风筒，后来朋友笑话我，说现在什么酒店没有吹风筒，还要自己带？心想也是，都什么年代了，这种顾客日常所需的用品用具，酒店自然会有所准备，甚至一些贴心的酒店还会考虑得更为人性化，什么针线包、功夫茶具、杂志、书籍、咖啡、饮料、熨斗、体重秤等等，一应俱全。乃至一些客人的特殊要求，只要酒店能够做到的，都会尽力去为客户服务。
新亭君非常感慨，地区差异实在太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还是观念上的差异。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地，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会给人一种巨大的反差。
这里并没有责怪那个服务员的意思，也没有对内地和落后地区的偏见，更多的是一种反思。
最近刚好看到鸦片战争的有关历史。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唯一对外的通商口岸只有广州，而且清政府对在广州口岸经商的外国人和商行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清朝从开国以来就厉行海禁，福建和广东首当其冲。据史料记载，禁令出台后，“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籍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往往数十里之内化为一片废墟。
这种现状在如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清政府看来却是非常合理的，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宁可求全关不开。”什么是“求全”？我不敢多做揣测，只能说是一种自大自满，和对外来事物的恐惧和抗拒。可最终，清政府闭关锁国、敝帚自珍，还是被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响打破，进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战争的代价是惨痛的，更是耻辱的。这种耻辱只有站在第一线的林则徐才看的最清楚，他描述当时的状况，英军的坚船利炮在十里外就可以轰炸到我方的阵地，而清军的土炮却连对方的船边都打不到。一场战争打下来，英军以死伤五百多人对中方死伤两万多人完胜。
这个历史教训似乎印证了马云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他不想改变，那么就让我们来改变他！”
新亭君所说之见闻，还有当地的交通、景点，无不存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种种落差。这种落差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问题是自发改变还是让别人来改变？如果等着别人来改变，结果必定是被动挨打，鸦片战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可能有人认为这种例子不具有可比性，但别忘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下之事，于己于人，于家于国，无不在细微处见真功，窥一斑可知全豹。
有人在现状中发现了问题，并愿意为改变而付诸行动。有人却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林则徐被誉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向外国人学习。他在参观香港和租界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当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愿意敞开心胸走出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一些了解外国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却遭到世人的漠视。
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是不可想象的，举国上下的一种惰性和封闭思想，导致人们还停留在将欧洲诸列强视为“番邦夷狄”的落后野蛮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更不愿意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理念。
据那个时期的《中国从报》在发刊词中记载，在广州十三行那个外贸发达的地区，“三十年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能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没有一个天子的子孙能正确阅读、书写英语或说英语。”
与此相反，鸦片战争的炮声，还有《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却受到日本的极度重视，于是有了明治维新。再后来，日本人拿起武器加入八国联军，来共同“改变”大清帝国。
这样的改变让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今人似乎已经渐渐淡忘了这段尚未久远的历史。
以上言论，似有小题大做之嫌，权当给自己一个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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