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7月至1847年9月，亨利·戴维·梭罗在风光旖旎的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写出了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因为本书是梭罗在极其孤独的境遇下写作而成，正如很多评论家说地那样，阅读本书，你需要沉下心来，要不然你会读不进去，领略不到作者庞杂而又细腻的精神世界。
隐居这种事，有的人是天性使然，因为不合群，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所以选择隐居；有的人是怀有某种目的，刻意为之。身为作家，梭罗虽然有敏感不合群的天性，但瓦尔登湖畔两年有余的隐居生活，则无疑是他有意识地选择。
关于隐居，我们古语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庄子》中对“隐”有很明确的叙述），像梭罗的这种隐居，很显然是属于小隐，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甚至无比渴望与外部沟通，在独居的日子里，他以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为限，建立起了一个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模式，但始终也未能完全脱离他所从属的社会。
两年的独处生活，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自己，反思人与社会，反思人与自然的种种关联，然后通过细腻的叙述，将他的所思所想呈现给世人。不过梭罗只是一个文笔了得的作家，他不是经济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宗教学家，他反思的成果实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只是用一种很另类的方式让自己短暂陷入到了静寂的境遇中，并且毫无浪费地细细品味了这份境遇，然后再把自己的感悟如剥茧抽丝一般一一倾倒而出。
他首先对人的社会生活作出了反思。人的社会属性是无法单独剥离的，每个人想要好好活着，都必须要承认这个社会所标定的价值体系，然后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存的资源。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中，能力大的占有的资源多，能力小的占有的资源少，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如工蜂一样整日忙忙碌碌，挣取到一点点维系自己生存的资源。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像电影《摩登时代》里那个到处拧扳手的卓别林一样，如一台台永动的机器，一刻不得闲。能跳出这个价值体系，活出自我的人无疑是需要具有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的，也只有跳出这个价值体系，才能让自己慢下来，真正有时间、有机会来活自己。这方面，梭罗是做到了，至少，在瓦尔登湖畔闲适自得的两年时间里，他是做到的，不过，前文说过，因为他只是个略带有诗人气质的作家，并不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因此他账目算得虽然仔细、罗列得虽然细致，也只能借此说明一个人简陋的生活所需有限，人可以不被横流的物欲捆缚，却并不具有警世的意义，也无批判当时社会的价值。
他对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作出了反思。梭罗用优美的文字，大篇幅地非常细腻地描摹了瓦尔登湖附近的景致、动物、昆虫、风霜雨雪的动与静，但却没有跳出“物我”的境界，也没有领略到“虚我”、“ 无我”的境界，虽然他人所在的地方杳无人烟，虽然茫茫天地一湖一水只有他自己，但他的内心始终是激荡的，思维始终是跳跃的，远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至高至淳的思维境界。
他对个人的悟道也有叙述。不过，跳出尘世，反思自我，反思人与自然，甚至反思宏大无限的宇宙万象，东方的道家和禅宗早已有极高的领悟者，并且在两千年前，在更加静寂的社会生活中已早早作出了提炼与总结，如：道家讲天人合一，讲“致虚极，守静笃”、“唯止能止众止”、“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佛家讲“色即是空”，讲“出世”，讲“无相”讲“放下”讲“空”。显然，梭罗并无道家和禅宗的高超修为，他隐居，但是并没有修炼到悟道的境界，他只是能将自我沉浸到周遭静寂的状态中，然后通过细腻的笔触写下自己所看、所思、所想。
不过，正是因为能融入到静寂之中，所以他能很容易领略到佛门禅宗的真谛，比如对于吃荤的理解：罪孽不在于吃肉时的质，不在于量，而在于欲，这与道济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主旨高度吻合，他的灵光虽然频现，但也限于领悟既有的“道”，而非是对“道”的进一步阐释与提升。
所以，梭罗的《瓦尔登湖》，更像是一个做着美梦的人沉到不能自拔的梦中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说着梦话，又像是一个孤独但又不安于孤独的人向他渴望接触的众生呓语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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