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本书时,我一直在回想着自己选择读这本书的理由之一,即吴晓波先生身上有那些经历和特质具有普适性意义,这听起来有点像成功学的味道,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普适性的存在本身就超越了成功学的边界,不说对任何人都具有启发,但一定对一些人有启发。
当我读完‘我的偶像李普曼’一文时,隐隐约约间仿佛找到了解决此前问题的一些线索。在这篇文章中,吴晓波先生主要论述了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传播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对自己青年时的影响,他在文章中深情写道∶“在18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
当李普曼这个人以书本的形式,意外的走进了吴晓波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时,当时的吴晓波便就产生一种“李普曼式幻觉”,而也恰恰是这个所谓的幻觉,才成就了今天的吴晓波。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幻觉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么?
对于青年时产生的幻觉,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如此看待∶“任何一个人,由青少年阶段,富于幻想的时期开始,其间加以力学,或者不学,便早已奠定一生成败的基础。到了中年,便是实现他的幻想,而付诸实际行动的时期;无 论是事功的成就,或是学术的著作,甚至于宗教家们修道与传道的生活,都不外于此例。到了晚年,大概都是留恋欣赏过去成果,或者感叹过去的哀乐变为回忆, 而随时消逝。”
在南先生看来,任何一个人,青年时所蕴藏的幻想,期间加之以力行的功夫,便就足以奠定一个人一生成败之基础。事实也确实如此,吴晓波先生并不是每天仅仅依靠幻觉去想当然的生活,而是基于李普曼式幻想引发了此后一系列力行的功夫。
吴晓波在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4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
“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6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
“我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
“我还幻想能像李普曼那样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从此处可以看到,吴晓波先生自十八岁时偶遇李普曼开始,在此后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学习和工作方面深受李普曼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那次形成的“李普曼式幻想”,才铸就了吴晓波此后不断精进的精神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吴晓波因为想要成为李普曼那样的人物而改变。换言之,就是因为崇拜某一偶像而深深影响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但读到这不仅想问,时下中国社会明星偶像盛行之际,偶像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什么样的偶像值得推崇?
混沌大学创始人李善友教授曾在《认知升级第一性原理》课程中提到∶“我前半生特别讨厌偶像崇拜,直到近些年,我才意识到拥有偶像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讲完这一番话后,李善友教授便就讲述了,自己最尊敬的三个偶像的事迹是如何影响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的,其中着重提到自己的恩师独立哲学家王东岳先生对自己影响最深,他曾如此讲述∶“王东岳不仅给了我学问,还改变了我人生观。”
此前李善友教授秉持的人生观是“人所做的一切,不过都为谋求职业上的自身利益”,直到遇到了王东岳,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活一辈子是为了写一本书,为了某项事业而活?当他做完了后,便就觉得此生无憾,可以死亡了。这个人和他的事迹给了李善友教授两点启发∶一,自己余生只做一件事-教育,二,自己的课就是自己的命。
我想,读完善友教授与王东岳先生的故事,对于之前提到的那几个问题,每个人心中自然都各自有了答案。我从吴晓波和李善友等人物的事迹中发现,改变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做这件事的人。也许对他们而言,崇拜的偶像身上,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牵引力,牵引着他们不遗余力的奋力前行,又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影响力,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选择。
反过来而言,当我们与其去刻意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不如去关注事物背后的人,因为毕竟是人赋予了这件事所能呈现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而言,或许更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喜欢某个人,而不经意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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