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孟子及其弟子的《鱼我所欲也》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更为生猛的是，亚圣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一劳永逸地定义了大丈夫概念，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治国思想，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
董仲舒继之明确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之说，进而又勾勒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这一创举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士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潜移默化着我们。
在此，儒学倡导的忠君报国和杀身成仁的情怀、气节、担当，可谓一脉相承历久弥坚。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更是鲜活的写照。
那么，在“干戈满眼，轻性命于鸿毛；弓箭在腰，系死生于马足”这种道义高于生命的文化氛围和语境下，中国历史上那些困/绝境中降或不降的人与事，又以怎样的惊心动魄昭示后人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四十七年……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
呜呼，赵国士兵放下了武器，但秦军却没有优待俘虏。长平之战，战神白起真是杀红了眼啊，这也是他不得善终的原因之一吧！
《三国志》：建安三年……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堑围之三月，上下离心……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于是缢杀布……
唏嘘，“人中吕布”欲降而不得，终背负“三姓家奴”的骂名衔恨而去，空留“马中赤兔”在秋风里嘶鸣！
留梦炎在南宋危难之时失节保命，以宋朝状元宰相的身份主动降元仕元，对新建立的大元帝国算得上有“功”之臣。可无论是元代官修《宋史》，还是明初编订的《元史》，都没有留梦炎传记，弃之如敝履。
《宋人遗事汇编》转引《樵书》载：“两浙有梦炎，两浙之羞也。历明朝数百年，凡留氏子孙赴考，责令书一结云：‘并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场。”
秦桧的疑似后人、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状元秦大士有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但与千古一羞留梦炎对后代子孙的祸害相比，似乎小巫见大巫了。
降清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为清朝入主中原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以后世大视野来看，洪承畴为缓和满汉矛盾功不可没。但历史吊诡的是，满族人逐步接受了洪承畴建议的儒家的伦理纲常而汉化后，反而认为他名节有亏、不忠不孝，将其列入了《贰臣传》。
洪承畴降清后，有人将其曾为感激明朝崇祯皇帝的宠信，自拟对联的尾处，各加一字讥道：“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祥兴二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南宋与元朝在崖山展开最后的决战（史称“崖山海战”），宋朝战败。
左丞相陆秀夫盛装朝服，背起八岁的宋少帝赵昺，用素白的绸带与己身系束在一起，然后步履坚定地走向船弦，直面茫茫大海，纵身一跃，与他的幼主踏上了从临安到崖山的未路。随之，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享国320年的宋朝至此灭亡。
其时，孤忠与悲情齐飞，海水共长天一色。
崖海十万浮尸，向世人宣示了一个民族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负帝投海”的陆秀夫，则以一个士大夫力所能及的方式，保住了大宋最后的尊严，彰显了大宋最后的风骨。
而陆秀夫的“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这一临终遗言，穿云裂石振聋发聩至今！
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但历史隘口、生死关头的选择，虽千转百回艰难曲折，却是雁过留痕，难以稍纵即逝。
有人跪了，臣服；有人“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还有人“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降或不降，是一己之念，但历史皆在那里等着你。
正如俄罗斯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嗟呼，“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2021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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