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范围内，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即社会学意义上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优良的社会资源早已经按照既定格局被瓜分殆尽，从父母辈一直承传到子女辈，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让人无法接受但却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为了突破阶层固化的束缚，使自己的子女能够流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国家长可谓化尽心血。其中，留学便是中国家庭家庭极为推崇的途径之一。
我们都知道，现在选择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根据OECD的最新数据，中国已经傲然成为留学生的最大输出国。有一部分研究者在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想出国。结论各种各样，包括为了学英语，为了感受西方文化，为了回来好找工作。有的提到了文凭的通货膨胀，就是中国大学的扩招，导致中国的大学文凭没有以前那么值钱，所以很多学生需要拿到更受大家认可的海外文凭，尤其是北美的海外文凭去竞争好的工作。对我而言，这些研究结果都仅仅看到了表层，却忽视了深层次的原因——通过教育的方式进行各种资本的转化与获取，实现个人与家族的阶层的保持与提升。
举个简单的例子会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些。出生在中国一个中产家庭的小明同学。父母有专业的工作，有一定社会地位，并且在中国有不错的社会关系。由于中国大学生扩招，父母认为仅仅在中国拿到一个本科文凭并不能让小明在最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决定让孩子来到北美读本科。父母的期望就是小明以后至少也要过上中产的生活，如果混的再好一些，能够过上中产以上的生活。
听我讲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的确，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这就是家长希望通过教育–这个社会分层机制–让孩子保持甚至超越现有的阶层。
那么这个愿景如何实现呢？在这里，我就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前一篇文章所提到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 布迪厄 (Bourdieu) 的理论了。
布尔迪厄超越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认为资本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还可以扩展到社会，文化等层面。那小明家作为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些概念。小明的爸爸妈妈是中产，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说白了，就是手头有点钱。小明的父母受过教育，有专业的工作，这个可以被定义为文化资本。其实，文化资本每个人都有。在中国，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大，受到熏陶，也是拥有文化资本的。社会资本每个人就不太相同了。我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建立的各种关系都可以被定义为社会资本。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同时，布尔迪厄还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如果你是清华北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或者感动中国的获奖者，你拥有很多的象征资本。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布尔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他对现代社会分析中心。
搞清楚了布尔迪厄的这些概念，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家庭的实践就很容易了。小明的父母为了送小明出国，需要支付学费和海外的生活费。这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持的。这个时候经济资本就显得很重要了。小明由于一直都在中国生活学习，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拥有中国的文化资本。他父母由于学习工作的原因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为小明的社会资本。但小明父母期望他能够通过到海外留学的方式保持中产的阶层或者更高。而在北美学习的小明学习到了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这个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可以称为语言资本。他了解了西方文化，从而获得了新的文化资本。在北美大学校园所认识的同学朋友，变成了小明新的社会资本。大学毕业后拿到了北美文凭的小明成功地获取了新的象征资本，而这个象征资本更为大家认可。于是，阶层的保持和提升就通过加法的方式实现了，当然也有减法，我们以后会讲到。大部分的学生和中国家庭是以加法的方式实现的。留学回来后的小明，在原有的各种资本的基础上，小明在北美获取了新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比同阶层的同伴们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为小明获取新的经济资本做出贡献。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海带问题，这个就是一部分人做了减法，我们后面会专门来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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