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原文《河西走廊上的盲艺人之歌》文发表在《中国民族报》2018年3月16 日第08 版（整版），引用请参阅原文。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活着的”敦煌变文，既指在河西走廊民间流传的一种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说唱艺术——河西宝卷，也指被称为“河西宝卷的分支”“敦煌变文的子孙”的曲艺艺术——凉州贤孝。由盲艺人述说和传承的那些故事，既杂糅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民间宗教信仰和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河西宝卷、凉州贤孝堪称“民间百科全书”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 年，河西宝卷、凉州贤孝同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笔者访谈著名凉州贤孝盲艺人王月 徐海波 摄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河西走廊一带，近百位盲艺人说唱着一种当地特有的曲艺——凉州贤孝。他们传唱贤孝的足迹遍及武威(古称“凉州”)，远一些的到过永昌、民乐、高台、酒泉等地，甚至跨过戈壁、荒原，抵达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至上世纪末，他们游走在千里河西走廊，行艺卖唱、乞讨度日，“走了东头走西头， 走了南头走北头，东西南北都不收，三弦饿成个空壳喽。”如此风雨兼程数十年，他们在不经意间播撒着凉州贤孝“孝悌 忠信”的种子。盲艺人之歌不仅带给人们动人心弦、德育教化的力量，还塑造了这个地域的精神气质。盲艺人的足迹，见证着河西走廊社会生活的变迁，也为我们从底层视角了解河西独特的文化传统、民情风俗、民间信仰打开了一扇窗。
01.盲艺人王月与凉州贤孝
认识王月的人都叫他“王爷”。王月今年80岁，凉州贤孝他已经唱了60多年。现在他还有个身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凉州贤孝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月的家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的海湾村，他每周有两天在海湾村为60余名乡民传授凉州贤孝，其他时间就到另外三个村子去做传习的工作。
笔者与王月因河西宝卷的一次田野调查而结缘。
2009年7月，盛夏，笔者赴武威市调查武威宝卷。在武威市中心广场深处的几片绿荫下，男女老少十余人围坐在一起乘凉。走近了，笔者发现其中只有两个明眼人，其他都是盲人。他们似乎“划地盘”而坐，身边摆着三弦、二胡、板胡等乐器，还放着奶粉罐、小纸盒、倒放的帽子等小器物，里头有些许零钱。他们面容沧桑，穿戴还算得体。不过，几乎不交谈。
笔者走近坐矮板凳的一个明眼男人，俯下身子说：“我姓王，是张掖河西学院的老师。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唱曲儿的，你没看见么，都放着乐器哩。”笔者给他递了一支烟、一瓶水，套起了近乎。他一一接过，态度热络了起来，“那些没眼睛的都是唱曲儿的瞎子，每天都来这个广场，中午热得很，到太阳偏一些，这里唱曲儿的瞎子就都来了，多得很。我们蹲到晚上九点才走哩。”
他自称姓徐(下称“徐老汉”)，是和三个盲眼人一起的。盲人妇女是他的妻子，稍大点的男孩是他的儿子，小些的男孩是他妻子的徒弟。三人唱曲，徐老汉负责为家人带路、递水、买饭等。笔者用两个多小时，聊天、听曲、拍照、摄像，了解到他们所唱的曲儿叫“凉州贤孝”。
在广场的东北角，独自坐着一位老人，怀抱三弦，看起来也是个唱曲儿的。笔者想要过去和老人聊聊，徐老汉却放慢了脚步说：“不去了吧!”笔者问：“为什么？”他只说：“那个人，你就再不给他钱了”。笔者没继续打听，只问：“他叫什么名？”徐老汉说“也是个瞎子，叫王月。”
半年后，笔者竟再遇王月老人。
那是2010年1月的一个下午，“武威攻鼓子”国家级传承人杨门元带笔者去海湾村走访“唱贤孝的”。没想到，他带笔者走进的竟然是“瞎子王月”的家。
初识王月，觉得他性格开朗，语言幽默。
笔者：你房子修得这么好，屋里摆设满满当当，看来你在海湾村是个富户啊!
王月：富户嘛!算不上，经济条件么，好着哩，起码钱就够花了。
笔者：难怪去年在广场时，有人不让我走近你，不让我给你钱，原来你是有钱人啊!
王月：都是个瞎子嘛!大家都唱滴个贤孝嘛，他们挣钱少，就嫌我挣钱多嘛，个别(排挤)我哩，其它的因素嘛，我以后慢慢给你喧。
这一“喧”就“喧”了10余年。笔者逐渐了解了他的人生故事，对凉州贤孝也由陌生到熟悉，再到深入研究，并开始重新认识河西走廊的社会生活。
王月原是明眼人，13岁那年，患了眼疾，无医无药，被人用土方子给治瞎了。瞎了眼的王月很为自己的将来担忧。他记得长辈说过“瞎子唱贤孝，肚子能混饱”，就主动要求学贤孝，想要混饱肚子，还想混出个人样子来。家里看他决心很大，就为他请了盲人师傅甘震，写了拜师“誓状”。此后的两年间，王月跟着甘师傅四处流浪学艺。
笔者：你拜师的“誓状”里写了什么？
王月：“誓状”嘛，就是个“约”，好比现在的合同，上面写了：“王月拜甘震为师，学艺一年，一月四元(学费)，效力半年；出师全套冬谢(棉帽、棉衣、棉袜、棉鞋)；回双响一对(回礼为一对碰铃)。”甘师傅的意思是写三年的“约”，我就说，先写上一年吧，我知道家里付不起 学费。就连誓状上写下的“一月四元”“全套冬谢”，也是我出师半年后才挣着谢完的。
1957年王月拜师学艺的时候，甘震已经 69 岁了。以此推测，甘震生于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他是笔者调查到的传承谱系较明晰的贤孝艺人之一。
笔者：你师爷叫啥名字？你师傅和你都有几个徒弟？
王月：听师傅说，师爷叫李源栋(音)，我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的事。甘师傅教了13个盲人徒弟，我教了7个盲人徒弟。我还有个明眼人徒弟叫董永虎，他也教着1个明眼人徒弟，也能唱两句贤孝了。以前嘛觉得，如果我们这些瞎子都去世了，凉州贤孝也就断了根了。现在嘛，董永虎的徒弟也能唱了，看来凉州贤孝后继有人了!
王月的记性好，甘师傅把贤孝、弦子、二胡等技艺都教给了他。到了没得教的时候，王月就开始自己唱贤孝，挣钱，带徒弟了。出师的时候，甘师傅曾嘱咐他：“以后嘛，要多听人家念的宝卷，听下了，记住了，就用贤孝调编着唱去吧。”
甘师傅一句“唱去吧”，徒弟王月一唱就是60多年，至今还在唱着。
笔者：给我讲一讲凉州贤孝和宝卷吧!
王月：凉州贤孝主要讲的是二十四孝故事，像《郭巨埋儿》《丁兰刻木》 《王祥卧冰》《白莺歌盗桃》，包公案里的《皮箱记》，还有《劝世人》 《小姑贤》等等吧。唱贤孝的都是没眼睛的人，明眼人不学，说是调调子苦得很。再一个，明眼人脑子里想法多得很，也学不下。不像盲人，把师父每天教的贤孝词、三弦曲牌，从早到晚嘴里就“咕嘟咕嘟”地背着哩，手里也“梆铛梆铛”地弹着哩。唱贤孝的人，都是自己弹，自己唱。有的弹的三弦子，有的拉的个胡胡(二胡)，还有的比如，永昌的贤孝家们都拉的是四胡子(四胡)。我也碰到过大学的教授、研究生，他们问我“知不知道‘敦煌变文’？”我说不知道。我就知道个宝卷，也就是宝卷贤书(河西宝卷)，那个和凉州贤孝说的一回事。都是在教育人怎么孝敬老人，婆媳、姑嫂如何搞好关系，家庭要和睦，人不能干坏事，做官不能当贪官。
02.凉州贤孝、河西宝卷：敦煌变文之“子孙”
王月说唱的二十四孝与敦煌变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以佛经内容为题材写成的通俗说唱文学底本，最初是寺院里解说佛经的俗讲，后来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1900年，敦煌千佛洞佛经中发现了大量手抄变文文书，它们被世人称之为“敦煌变文”。敦煌变文对后世中国说唱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说经、讲史、评书、评话、陶真、宝卷、弹词、鼓词等曲艺艺术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可谓隋、唐以后中国说唱文学、曲艺艺术的源头活水。
现在人们说起“二十四孝”，一般特指元代郭居敬编纂的《二十四孝》中的 24个孝行故事。实际上，“二十四孝”最早为佛家首创，原本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泛指“自上古以来的孝行故事”。现存敦煌遗书《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有“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等百十句变文，其中讲唱中提到的部分名目，如“千年人口赞王祥”“郭巨愿埋亲子息”，就是郭居敬所编 《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埋儿奉母”等故事的源头。
同时，二十四孝早期本是佛教的宣传提纲，却也被儒家视为宣扬孝道的样板。例如，学界研究表明，郭居敬《二十四孝》讲述的“鹿乳奉亲”故事中，能隐约看出由佛教宣传转化为儒家教化的痕迹。
敦煌变文、二十四孝透射着佛教、儒家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传递着相似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它们成为佛教教义与儒家文化交流、融合、共生的成功范例，为河西走廊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养料，使之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凉州贤孝：说唱圣贤之道
凉州贤孝又称“凉州劝善书”“瞎弦”，是流传在河西走廊的一种说唱曲艺。它产生于元末明初，以宣扬孝道为宗旨，以盲艺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在河西走廊流传千百年而不衰。学者认为，作为“敦煌变文的‘子孙’‘河西宝卷的分支’，凉州贤孝是河西历史与文化长河中最具原生态、最有生命力，保存最完整、影响最深厚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笔者：您给唱一段贤孝吧!
王月：那就唱“二十四孝”里的第三孝《郭巨埋儿》吧!
天有道，下的是甘霖细雨，
地有道，出的是五谷根苗。
朝有道，出的是忠臣良将，
家有道，出的是孝子贤孙……
这一段是“凉州贤孝开篇词”，《郭巨埋儿》正经唱起来，我可以唱两三个小时哩……
笔者：为什么唱《郭巨埋儿》之前要唱“凉州贤孝开篇词”呢？
王月：师父教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啊!以前唱凉州贤孝一般都要先唱一个开篇，要在一开始就告诉听的人，天道是怎么的、地道是怎么的、人道是怎么的，古人是怎么说的，这是要教育人走正道么!人家就认真听哩，你再唱《郭巨埋儿》，听的人就安静听，就听哭咧!
中国的古人将天道、地道、人道凝结为“天人合一”的圣贤之道。凉州贤孝则将圣贤之道通俗化， 以“天有道，下的是甘霖细雨；地有道，出的是五谷根苗；人有道，出的是忠诚良将、孝子贤孙”世代教化着河西百姓。“人在做，天在看”的警示，成为河西大众处世、做人的基本标准。古人所谓圣贤之道，祖祖相传，可见圣贤是教出来的；而凉州贤孝世代传唱，在河西，孝子也是教出来的。
河西宝卷：忠孝信义、仁爱和平的“百宝经”
甘师傅告诫王月，要唱好凉州贤孝，就要多听宝卷贤书。
河西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是活着的变文。它是一种源于敦煌俗文学，植根于河西民间社会的说唱曲艺，产生于元代，成熟于明代，在清至民国时期发展到顶峰。它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宝卷所记载的故事，上起秦代孟姜女哭长城，下至民国十六年( 1927 年)河西大地震，时空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就说唱所涉音乐而言，既有古曲牌，也有民间小曲，还有以韵文字数、道家“符咒”、佛家“佛号”所定的曲牌名。曲调古朴，特色浓郁，在民间久唱不衰，是研究秦地秦风音乐的“活化石”。
笔者：为什么师父要让你多听宝卷啊？
王月：贤孝是活的嘛，要多学啊。有的宝卷就和贤孝一样啊!好比宝卷里叫的是《鹦哥宝卷》，在我们贤孝里就叫《鹦哥盗桃》，说的是一回事。
鹦哥盗桃的故事，宝卷念唱者最爱讲，贤孝盲艺人最爱唱，在河西民间流传甚广。曲折的故事、生动的唱词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孝子形象，文化的精髓——“孝道”也娓娓道出。
“世间男女仔细听，吃斋念佛孝双亲。若不敬忠行孝道，颂经念佛也无功。”这便是《鹦哥宝卷》对世人的忠告；“今是古，古是今，留到世上劝化人”，这是河西走廊上的盲艺人演唱贤孝《鹦哥盗桃》时，唱了千万遍的警句。
笔者：《方四姐宝卷》是从你这里唱出去的，你从哪里得来的？
王月：六三(1963)年么！8 月里，在永昌朱王堡花了40元钱买来的。也是从一个盲人跟前买的，叫个赵树基(音)，他老了唱不动了。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买的，40元钱哩。那个时候麦子一公斤不到3角钱。我想着，别人不会唱，我么，记下了就用凉州贤孝唱出来，吃这碗饭的么。宝卷是文言文，我就记下，改成贤孝能唱的词，用上贤孝的调，就编着哩，唱着哩。
河西宝卷能兴教化、劝操守，在自娱、娱人的气氛中，给人以情感愉悦或心灵感悟。河西百姓普遍把它当成立言、立德、立品的标准，世称“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人们借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期待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还把它当作忠孝仁义、仁爱和平的“百宝经”。有人家遇到儿女不孝、媳妇不贤、家事不顺、人丁不和，就用“念卷”的方式，劝家人幡然悔悟。宝卷在河西百姓中根基之深、影响之大、流传范围之广，可谓“之最”。
凉州贤孝与河西宝卷有着相同的文化源流，都孕育于敦煌变文，是敦煌变文的“子孙”，是敦煌文明地方化的重要表现；都生长在河西走廊，植根于河西地区的民间社会；其曲目、内容等方面也有诸多相通之处，教化功能一脉相承；都是河西走廊上的文化交流交融在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力所在。
03.盲艺人王月二三事：河西走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缩影
王月眼盲心亮，记忆超群。笔者和王月交往，听到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过往，还是一个关于社会与时代的故事。
多元包容与向孝向善：盲艺人的生存空间
王月：(上世纪) 60 年代赶上饥荒年，有一年武威又是大旱，又遇上大冰雹，艰难得很。我那时已经二十几岁了， 家里有8男3女， 总共11口子人哩!没吃的呀!平时嘛，一家人全靠我一趟又一趟地唱曲儿，讨要着照顾着哩。想想那个日子啊!心里就急着啊!有一年，我出去十几天，带着讨来的干馍馍回家，还没吃上些东西哩，就赶紧连夜去唱曲、要饭去了。困难年代， 像我们这样唱曲儿的瞎子，‘撮撮米、把把面、疙瘩馍馍、冷剩饭’，总能讨要上些，混饱自己肚子，还能给家里添一些口食。
河西走廊的百姓往往将明眼人的乞讨行为视为“懒汉”所为， 但对盲艺人的卖唱式乞讨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包容、理解和接纳。明代的聂谦在《凉州风俗录》中记录了当地流传的“瞎弦”：“卖 伎所唱……原以觅食计。”可见，当时社会底层的盲艺人就已经在河西的地方社会中寻到了生存空间。
河西走廊上的盲艺人卖唱乞讨，有其历史传统，河西的百姓们也总会力所能及地给予施舍。河西走廊特有的多元文化造就了这种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凉州贤孝成为儒、释、道、地方传统等多元文化价值的民间表达和重要的传播方式。凉州的风土人情、方言习俗、礼仪规矩、地域兴衰，无不在贤孝唱本中传承、生长着。百姓们认同凉州贤孝“劝孝劝善”的文化内涵，并以此规范自身。河西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风尚是凉州贤孝能在一代代盲艺人们的唱腔和弦子声中 流传下去的土壤。
盲艺人唱贤孝，悲音悲调，却又有一种别样的自信、豁达和韵味。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自有其生存的空间。笔者调查了解到的贤孝盲艺人计94名，其中有 26 人成了家，这26人中，又有20人是出生于上世纪20至60年代，他们的配偶大多为明眼人，王月便是其中一员。除了游走在城镇间唱贤孝， 盲艺人更扎根在乡土里。一到农闲，总有爱听贤孝的乡民将盲艺人请到家里，拨几下三弦，乡民们三三两两就带着“份子”来了，一唱一听，往往就是数天，数十天。贤孝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动人心弦、德育教化的力量。它还塑造了人们的精神气质，让底层社会的人们在历经生活的艰辛时，也彼此温暖着。
时代的弄潮儿
王月思维敏捷，他常能捕捉到国家的政策调整、社会的发展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撩拨着王月不安分的心。
王月曾立誓“要混出个人样子来”，他总不甘心自己的眼睛就被治瞎了，他四处打听民间偏方，终于使眼睛恢复了“一点点”视力。“天晴时，借着日光能看见路是个白道道子，树啊、电线杆啊都是个黑桩桩子，人是个黑影影子。天阴了么，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一点点”视力让王月除了唱贤孝，还能做点别的营生。
王月40岁那年，他的家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建一座让8口人住得舒心的房子，但苦于没那么多钱。有一天，村上来了几个倒卖牲口的生意人，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否允许私人经商？他去咨询了村支书，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王月毅然决定拿出行艺卖唱的积蓄，与附近几个同样“不太安分”的明眼人合伙做起了倒卖牲畜的生意。
王月：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唱曲儿都20年了，很多地方我都熟悉。民勤那个地方养的牛不长膘，犁地没力气，那里的人喜欢驴马，驴马拉车跑得快。永昌、民乐、山丹的驴马多，都膘肥个大。高台、酒泉的牛多，膘肥肉厚。阿克塞的牛、羊、马都多，卖肉压秤。我就到那些地方把驴、马买上，拉到民勤后，一头壮实的驴马就能换两头牛，一般的驴马，一换一。黄羊镇(隶属武威市)不是有个农业学校嘛(甘肃农业大学)，那里的人经济条件好些，我就再把在民勤倒换上的牛、换不出去的驴马都拉到黄羊镇宰掉卖肉。从高台、酒泉买的牛，一般就拉到玉门油田上卖肉。从阿克塞一次能买几十、上百头牲口，一般羊多么，就一起赶上，一路经过敦煌、玉门、酒泉、张掖、金昌，边放、边走、边卖、边买。走到离城近的地方就宰掉一部分，在肉市上卖掉。这样的买卖虽然辛苦，也能挣到钱。
王月的“经商”之道，着实让人佩服。其实，古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上的商贸往来，何尝不是如此!来自不同地域的中外客商，他们也曾如王月一样，带着各地的物产行走在千里走廊。在商贸往来中，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族群、人口都实现了广泛交流。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河西走廊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促成了河西走廊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笔者：你做买卖期间唱贤孝吗？
王月：唱啊!我是一辈子三弦不离身，走到哪里都背着。倒卖牲口的时候要住车马店，我就在店里唱，店主、客人都来听。住的次数多了，我一住店，店主儿就通知那些爱听曲儿的人“王爷来了!”听到的人都就来了。唱罢，大家都给钱。
笔者：外地的人也喜欢凉州贤孝吗？
王月：不一定。武威民勤、古浪、大靖、黄羊镇、永昌的人最喜欢听贤孝，再就是民间小调；武威张义堡，张掖的民乐、山丹、高台，还有酒泉、敦煌的人最喜欢听宝卷，再就是贤孝、民间小曲。他们想听啥，我就唱啥，都是挣钱哩么。
60年来，王月跑遍了河西走廊，还去过兰州、西宁、银川、包头、塔城等很多地方。在异地他乡，王月没有受到歧视，“我在武威的茶馆里唱的时候啊，在高台的、民乐的、酒泉的车马店里啊，在新疆唱的时候啊，大家都爱听得很，有的人还听着就不走。”他为不同民族的人们说唱凉州贤孝，听者有汉族人、回族人、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等，如他所言，“都是好人啊!”
唱出新生活
如今的王月与儿女们各自生活，老两口衣食富足，晚年幸福。
笔者：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今后有什么打算？
王月：现在国家的政策对我们这些残疾人、老年人就好得很啊!像我就有残疾人生活补助、养老金、医疗保险、高龄补助，能免费坐公交车，免费体检。老弱病残没人照顾的可以进敬老院，家庭困难的还有低保。我嘛，现在平均每天也能挣个 50 元左右哩!有吃的、喝的，还有存款，再加上国家的生活保障，就行行的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就好得很了。从 2016 年开始，儿女们就不让我到处跑了。我么就想着，就教一教周围喜欢贤孝、曲儿的村民吧!主要还想着怎么教着年轻人不要把我们凉州的贤孝遗失掉了。这个是劝化人孝敬父母的，教育人走正道的，好东西不能丢啊!
“好东西不能丢”!这是一位盲艺人对凉州贤孝和河西宝卷由衷的感叹。
任光阴流淌，沧海桑田，河西走廊上的世代盲艺人，和着岁月的节拍，唱着河西宝卷、凉州贤孝之歌。一路走来，他们铿锵的语调传递着中华民族“忠孝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这是每一个家庭和睦兴旺的法宝，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准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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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河西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河西曲艺研究（编号：艺规结字[2018]171号），现主持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的河西古代音乐史及研究（项目编号：20XJA760004）；主持甘肃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河西曲艺传承创新基地、河西学院河西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出版专著《张掖地区民族音乐志》（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11月），教材《音乐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等两部，在《中国音乐》《人民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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