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庄子·齐物论》之前，我先讲一个话题，我用自己的概念把它叫做“最高设定”。
什么叫做“最高设定”呢？所谓“设定”，就是我们不能证明某种东西是否存在，但却要设定它的存在，就如神、上帝、道、安拉等。对“上帝”的概念讨论得最透彻的，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启蒙时代，人们对基督教中“神”的存在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很多思想趋向于无神论，但无神论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文化问题，所以很多人仍旧坚持有神论，这些神论者坚持的“神”，并不都是原来基督教会所认为的那个“神”。
“神”是否存在？“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为什么还要设定它的存在？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问题。
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在基督教教义中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神”以什么方式来证明它的存在呢？
其中一个方式是“自然”。当你面对宏大的自然的时候，看到万物森然有序，万物是一个巨大的、有序的存在，会相信这个存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意志力量，而那个意志力量就是“神”。
还有一个证明方式是人自身的一种善的力量。在康德看来，任何情况下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向善的力量，这个力量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是神给予我们的这种力量。
康德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一个是我头上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说的这两种东西似乎很玄妙，但其实讲的是同一个道理，都是“神”存在的证明。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是不可证明的，人无法用科学的知识和手段去证明神的存在，也不能从逻辑的角度去推论神的存在，更无法从经验上去证明神是否存在。
证明一个事物是否存在，通常有三种方法：科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经验的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都不能证明上帝是否存在。那么它为何还是要存在的呢？
这就是康德所讲的：“神”是一个必须的存在。如果“神”不存在，那么人类的一切秩序都是没有基础的，人类的一切定义都是没有依据的。
哲学家罗素讲的一句话可能更彻底：你不去设定“神”的存在，那么诸如人生意义这些问题就都无从谈起。
很多问题看起来可能是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人类内心的问题。
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神学问题：神到底是否存在？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无法证明它的存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这是一个“必须的设定”。如果不设定神的存在，就无法谈论人生的意义，那么人就会还原为一个动物性的存在，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道家也有“最高设定”的问题。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即我们的生存事实。生存事实，可以简单描述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生存状态。或许我们对幸福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但我们对罪与不幸的感觉却要强烈得多。如果说罪与不幸是由人类的本质决定的，是无法改变的，那就只有堕落下去，那么人在世间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幸福，是有一个“道”的含义在里面的。人们在谈论幸福的时候，一定包含着“道”的含义。如果说罪和不幸是由人类的本质决定的，那么人类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占有更多的享乐和快乐。而要想占有更多的享受和快乐，就要凭借自身的力量。
很多社会学家这样来描述人类：人类一切的善，只是用来争夺快乐、争夺享受的手段；人类本质上是罪恶的，秩序只是帮助某些人保住既定利益的一种方法。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金瓶梅》。在《金瓶梅》里，人没有神性。因为没有神性，所以人能够获得的最大的东西就是享受。为什么陈敬济那么狼狈，那么落魄，那么倒霉呢？因为他没有力量。为什么西门庆那么快乐，那么成功呢？因为他有力量。在道的意义上，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这种生存状态不能被接受，就需要为之找到一个原因——罪与不幸并不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它是由一种罪恶的力量决定的，所以撒旦就出现了。撒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代表着罪恶和不幸。撒旦出现之后，神就出现了。
从逻辑上来说，神是最后出现的。上帝的出现是为了证明：人性当中有一个完美的可能性。虽然人类的现状是不完美的，但是它具有一种完美的可能，这个可能来自于神的力量。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了摆脱罪恶和不幸的途径，这个途径是双重力量：上帝的力量——神的救赎；人自身的力量——人的皈依。救赎和皈依，构成了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的双重力量，这样人的生命就有了希望，人类的存在也有了希望。这就是一个“最高设定”。
换一个例证，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一样。
在佛教里，人的一个生存现状就是贪、嗔、痴，这是罪与不幸的另一种说法。“贪、嗔、痴”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果它们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人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只有去追求快乐。那么人就需要一个解释：“贪、嗔、痴”并不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而是由“无明”决定的。“无明”是什么呢？一种黑暗的力量，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性的力量和一种自身的力量，它笼罩着我们善的可能性。
“佛性”也是一个设定。佛性在哪里？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它？这其实也是一个设定。
佛教和其他宗教唯一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的“皈依”。不是皈依于什么异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而是皈依到我们内在的东西——心性。在佛教里，尤其在禅宗里，世界的本源和生命的本源就是佛性。所以佛教里的“皈依”，是一种觉悟的表达。佛陀的本意就是觉悟者，觉悟就是成佛。人返归到佛性，就成为佛。
佛教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卢梭说，神的存在由我们内在的善来证明，我们内在的善就是神内置于我们的一种神圣力量，这跟佛性很相似。
道家也有这样一种最高设定，就是“道”。
在道家思想中，道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生命的本源。那么道与人的存在是什么关系呢？
道化为元气，也就是所谓的“无中生有”和“道生一”，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一个生命，一个赋形——由元气所赋形。“赋形”就是一个生命获得它的个体，得到一个肉体。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命有一种完美的可能性。因为生命是从世界的本源获得的，因此不包含那种荒诞和恶。
但是这样一种被赋形的生命，在现实世界中会遭到扭曲，一种“扭曲的力量”。
这种“扭曲的力量”是双重性的：一重是社会性的力量——社会性的力量造成生命的扭曲；另一重是庄子讲的个体性的扭曲。
社会性的扭曲力量，由一个时代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所操控。个体性的扭曲，是因为个体总会形成一种偏执，总是习惯于从自我的立场去看问题，总是摆脱不了自我的视角。当你总是从自我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扭曲的、不全面的。双重力量的组合，就导致了生命的扭曲。这个生命，也就存在于一种荒诞的状态之中。
荒诞和渺小，是庄子对生命最集中的描述。生命是荒诞的，是渺小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生命就是一个在荒诞和渺小中走向死亡的过程。
摆脱和超越这些扭曲，返归大道，就意味着人重新获取他所拥有的完美性。这需要一个内在的逻辑性，需要一个设定，才能解决我们的罪恶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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