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昨日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转给钱宏教授“立品图书”公众号，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编辑的回信》，大概因为我是负责“全球共生论坛”号的小编辑，钱老师在北京出差，他就把文章转给我学习。
文章的作者是明雨先生，是钱老师老友。汪教授还随信转了南昌大学教授张国功先生的一段怀念他与钱、黄二位老师交往的文字，《信》和文，我都读了，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说“编辑回信，既要清晰（切忌含混），中肯（切忌偏激），又要得体（做到有礼）”。此外，我还颇有感受，于是写下了此文。
明雨先生的很多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如“务实肯干”、“对今天的学者总保持一份警惕，因为他们通常注重思想，缺乏行动力”，“如何做到，才是关键”等。但是，您说“说太多理论，不仅没用，而且添乱”，这种想法我不赞同！
我认为，说事儿第一个前提，是要对情况有准确的判断。我想问明雨先生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有思想吗？而且中国有“太多的理论”吗？如果明雨先生不是把那些网络议论和所谓的“意见领袖”的意见当作思想理论的话，要我这个晚辈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思想理论稀缺到像珠穆朗玛峰上缺氧一样，叫人窒息。中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社会问题成堆的局面，正是中国的学者、教师、干部们不能正视，并沉下心来思考解决办法的结果。不错，他们中也有指出问题，批判现实的，但一到如何解决问题时，大部分学者、教师、领导，除了言必称希腊罗马英美，就是马克思怎么说，孔子怎么说，佛经怎么说，易经怎么说，用句时髦的词，就是这些先生们对现实问题都戴着“有色眼镜”，自己都被中外各种现成的文化知识“洗脑”了，还怎么能够对现实情况有准确判断？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是看不到他们自己对我们当下的真实生活，有什么思想理论上的提炼，拿出点解决办法，让大家感到一点方向感、安全感。
明雨先生说思想理论“没用”，不知明雨先生是否知道复旦大学“非官方校训”，就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我想明雨先生即使不知道，也会明白这“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对于真正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意义，和对于在校学生精神人格成长的重要性，对于克服中国教育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重要性，但可惜，它只是非官方的“精神图腾”。
还有，明雨先生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的“太多的理论”后面，不只贬低为“无用”，还特别加上了“添乱”二字。这让晚辈非常无语，知道吗？我们80后、90后，甚至还在做儿童时，听到大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添乱”！不好意思，我感觉明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已陷入了一种误区，甚至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误导。
明雨先生的话，是针对钱宏老师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这本书说的。把钱老师等一批寻求解决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的思想理论的努力，视为空谈，或者无用，我更不赞同，也很不公平。因为当时钱老师让我校对，我正好看了这本书的全稿，很有感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共生的愿力，或如张国功教授说钱老师的“共生理论体系固然深刻，但更是通俗的社会常识”。只是一部分人的共生愿力，还没有被激发而已，那在没有被激发前肯定要有一批人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不是吗？这种努力，难道不是行为？唤醒人们有多种方式，有通过写作出书的，有通过开办学校的，有写文章办论坛的，现在还有利用现代高科技办自媒体的。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只要他们在做了，就是行动，只是呈现出的效果不一样。明雨先生列举了《全球共生》书稿中“三个小和尚的故事”来强调务实的重要性，但是故事往往只能说出局部观点，比喻有用但总是蹩脚的。迷信故事比喻只会以偏概全，误人误己。这里还存在一个定位的问题，有的人定位是当一名科学家，有的人定位是当一名企业家，有的人定位是当一名思想家，有的人定位是当一名普通的工人，既然定位不同，分工也就不同。钱老师自称是一个“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致力于将他的观察思考解决中国甚至世界性的问题，重建新的世界秩序，这目标非常宏大，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达成的，更何况这不是一人所能完成的，需要一大批精英人士共同完成。在当今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在讲实用，讲结果，讲效率，讲金钱的时代，这块土地上居然出现像钱老师这样一个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踏实思考从人的身心灵健康到社会生活正常化路径的“因信笃行”的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中国还有希望！我们应当呵护好，爱护好这样的人。所以，我十分同意著名财经学者袁剑先生在为钱老师个人著作《中国：共生崛起》作序时说的一句话：“钱宏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贵族，我们要好好呵护他”。
关于有用无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弗莱克斯纳说过一段话：“近一两百年间，全世界的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如果我们用有用或者无用的标准来衡量，那就不会有像爱因斯坦、牛顿、伽利略等这样的伟人出现了。
明雨先生说“思想是靠不住的，它总在变化，思想就是一个一个念头的组合。我们需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但不要执著于自己的思想，更不需要去迷信别人的思想。”从《信》的全文看，多少有点先后矛盾，不自洽。如果思想靠不住，我想请问，您的思维能力是怎么建立的呢？您说不要执著于自己的思想，更不要去迷信别人的思想，我很赞同，但我想请问，您一直在推崇孔子的思想，是否也存在迷信孔子的思想呢？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的时候，他到处游说，得不到重用，但反观现在，他的学说世界盛行，在中国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钱老师的有些设想，在当今可能不会实现，但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实现，在中国得不到实现，并不代表在其他国家没有实现的可能呀。
通读《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我也有发现，里面的文章有的只是涉及概念，讲到实践部分并未详细阐述，第三部分还收集了许多案例，但这只是一种分工。在我看来，这本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共生思想理论的文集，也可以看成是对研究共生学说的一次历史总结，不可能一下子十全十美。文集只是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批人在做这件事，这件事有可能对大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就够了。
读明雨先生的文章，我感觉，象您这么有思想重践行人，也会出现把思想理论与做事践行对立起来这样的误区，是因为论事、做事上落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不正确就是错误”二元对立的选择性思维定势之中，这样的思维定势在我们年轻人看来，正是缺了钱老师“共生思想”训练的一种近似武断的表现。但愿明雨先生不会把这种思维定势自觉不自觉地带到您教学践行中，带到对孩子、对学生和对事物的评判中去，那样的话，轻则叫“误人子弟”，重则叫扼杀一个民族的多样性创新生机。
记得曾经参加一次培训，培训中有人引用到恩格斯的一句话，叫“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顶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只有用心才能看的准确，用肉眼是看不见重要的东西的！依我浅见，中国人要从沉重的历史背负中走进“全球互联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都亟需补上共生思维这一课（见文集中程一恒先生的《共生思维驱动创新》）。否则，什么好人、好事、好物在我们这里，最后都会变味儿，记得电影《围城》中有句话说“种下的是龙种，长出的是跳骚”，这样的话，中国就永远不会有整体上的长进！
明雨先生，您似乎深陷中华文化太深，以至于缺乏一种创新，一种朝气！中国文化总是给人一种老成，所谓的“大人”文化。从信中看得出来。您也特别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也是您喜欢的孔子既开了“有教无类”办私学的先河，可说功德无量，可他又开了一当官就杀了一个叫什么少正mao的教育家而扼杀“精神”“思想”的先河，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早了200多年啊！昨天，我看《小王子》这部电影，感触很深，发觉我们一旦长大成人了，就会被各种条条框框所规范，就好像是一个个没有朝气的复制品，而忘记了小孩时的那颗最真最真的心！如果有了点成绩，就老成持重，忘记初心，安得永远？
在向钱老师学习的过程中，经常听到他一句话：“孩子是大人的老师”。因为每个孩子的降生，都可能给人类，给大人的世界带来全新的能量，没有大人可以教育出来一个老子或苏格拉底来，孔子和爱因斯坦也不是教育出来的！钱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一本叫《代沟》书中的“三喻文化时代”的理论：“在前喻文化时代晚辈向长辈学习，知识以传承方式繁衍；在并喻文化时代，学习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知识以平面方式扩散；而在后喻文化时代，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知识以解构、重构、反哺等多元化方式产生和扩散”。这可以说对钱老师说的“孩子是大人的老师”有力证明。钱老师还据此提出了“代际共生”等一系列实践性很强的人际、社际、国际共生和城镇共生、城乡共生、乡野共生的理念。我之前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但最近在读《昆虫记》、《小王子》、《瓦尔登湖》、《秘密》等书籍，让我似乎回到了孩童时代，孩子的思维跟大人的思维完全不一样，看问题很本质，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明雨先生也在办学，而且办的是华德福教育（我从网上搜索到的），不知您是否对这个“三喻文化时代”的学说也有所借鉴！
祝明雨先生周末愉快！
晚辈：沈小芳
2017年8月19日于上海
附上张国功先生的信和明雨先生的文章
一
夜间得隙读到黄明雨兄复钱宏兄的信，感慨良多。两位都是当年在江西出版界的同道朋友。钱宏兄长我一辈，经历丰富，身上有着1980年代新启蒙时代思想者的鲜明烙印，以编辑《国学大师丛书》“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发“国学热”之先声。我至今仍记得当年随他学习学术编辑、在无数个夜晚热切交流思想学术的情景，成为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大约出版改企上市以后，他早退离开出版，身居沪上，锲而不舍地推广“共生理论”、组织学、公民学等“宏大叙事”。明雨兄与我同辈而早慧，当年编辑《三思文库》，引领人文科学潮流，后创办立品图书品牌。顺风顺水之时，却转而创办北京辛庄师范学校，躬身从基础教育做起，探讨一种将身心灵读物和华德福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后来我也离开出版界。时代让一个小小的共同体流散四方，每个个体都有着不同的改变，都在做着不同的努力。回望来路，衡诸初心，得失进退，很难说清。不过无论如何，在知识人知行信面临严重分裂的当下，我认同明雨兄信中平实所言：“如何做到，才是关键！”如钱兄之“共生”理论，固然是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更是通达的社会常识。从思想到思想的理论搬演，无助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效果可疑，且行同偷懒与逃避践行。孔夫子说，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与其高调“说理”，不如低调潜行更接地气。这也是遁身大学做教书匠后，我以为与其穷经作赋，不如努力影响哪怕一个学生个体，亦更有价值的原因。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读到景琳兄转发“一个编辑的回信”，难以自已写下以上，聊作怀旧，兼怀久违之钱宏明雨二兄。
二
一个编辑的回信
编者按：
学期结束前，收到老友钱宏先生发来的书稿，煌煌四十多万字。这两天才有空通读完，并回复我的个人意见。想钻研编辑学的有心人，可从中体会，如何写审稿意见，并且如何回复对方。既要清晰（切忌含混），中肯（切忌偏激），又要得体（做到有礼）。
钱宏兄是出版界的前辈，网上可查到他的简介：
钱宏，1953年生人，无党派人士、“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称“战略思想家”。年方15就去种田做农民（后期转知青身份）11年，而后由小学到大专教书育人又10年，做记者、编辑20余年。1970年代涉足中医药、马恩列斯毛、鲁迅和哲学；1980年代做思维科学和政治经济文化研究；90年代走进历史，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项目《国学大师丛书》（1990-1997），作《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出版28卷本，并获国家图书奖，同期完成自己的哲学背景主义基础建构，并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2000年始进入最前卫的《潮流生活》，担任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为凤凰新媒体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学商会慧馆思想导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研究员。
我曾是钱宏兄的出版商，2007年协助他在香港出版过两本文集《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
钱宏兄好！
文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已拜读完，兄多年来努力不懈地推广“共生”思想，团结各界同道，对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弟一直心存感佩。
书中马宪泉先生的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颇有趣：从前，和尚在寺庙里念经，规定不准喧哗。一天晚上，几个小和尚和往常一样念经，突然来了一阵风，把油灯吹灭了。这时，一个小和尚站起来说：“唉呀，油灯灭了。”这时又一个小和尚站起来说：“唉，咱们有规定，念经的时候不准大声说话，你怎么不遵守呢？”这时，第三个小和尚，什么也没说，走到油灯前，重新把灯点亮，然后回到座位上继续念经。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批评别人，都是容易的，就像前面两个小和尚，只喊不做又添乱。第三个小和尚务实肯干，更值得我们学习。
我对今天的学者总保持一份警惕，因为他们通常注重思想，缺乏行动力。譬如刘进先生《如何共生》一文，主要的笔墨都在谈共生的“是”和“应该”，但论述“如何应该”时，他有点说不下去了，用一句“在社会实践上，最终诉诸的就是人们的良知良能”匆匆带过。
如何做到，才是关键！说太多理论，不仅无用，而且添乱。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掌握一种有效的理论，然后用它去指导人们的实践。恕弟直言，兄就有这种强烈的倾向。无论是“转型中国呼唤伟大思想家”的提法，还是2013年8月27日，兄“在马克思墓前沉默良久”，这大概是都是“知识就是power”的信念使然。
我并不反对思想，反而我认为辨明的功夫很重要。《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孔子以及中国先圣先贤的学习传统，都是切身、切实的，而不是从概念化的知识入手。我读文集，感受到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试图用一种新学说替代旧学说，社会变革似乎就大功告成了。
前几日，我在南京的华德福学校与家长们座谈，有朋友问：“你对自己的思想是否有迟疑不决的时候，还是一直那么坚定？”这个问题很有趣，其实暗含着另一个疑问：“你总是正确的吗？你的思想可靠吗？”
我回答说：“思想是靠不住的，它总在变化，思想就是一个一个念头的组合。我们需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但不要执著于自己的思想，更不需要去迷信别人的思想。”陈寅恪有一句话说得不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许多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都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他们下意识地把这句话颠倒了在用，实际上他们信奉的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由于坚信自己的思想是正确，而且是独创的，所以拼命要去维护；由于相信“自由意志”，所以用力都过猛。
张世英先生《共生的哲学》一文中，对黑格尔的分析很精辟：“作为西方传统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其哲学乃是自我哲学的最大代表。在他那里，‘自我’最终吞噬了‘他人’，成了唯我独尊的独裁者。”现代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很容易陷入到“主、客二分”、“唯心、唯物二分”。如果再受点宗教的影响，又容易陷入到有神论、无神论的二分、“利己、利他二分”。
文集中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没有时间一一评论。下面重点谈谈兄的文章《重建燕京大学与开展中国教育九大学科建设》对我的启发。
从文章介绍来看，司徒雷登干得比蔡元培漂亮！蔡元培尽管说“兼容并包”，但他反对读经；而作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却开设国学必修课。“燕大成材率为什么这么高？”我在网上查到《南方周末》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文章开篇写道：“一个老师带三个学生，这个比例在今天如工业流水线一般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师生比例之下，使得燕大的教育在传授方式上不像是现代化的大学，反倒像中国传统的书院。”作者分析：燕大的成材率如此之高，第一个原因是燕大有钱，延请名师；第二个原因还是有钱，师生比例优；第三个原因还是有钱，国际化程度高。
我也注意到，兄倡议重建燕京大学，需要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那就是有赖于“新当国者”的个人意志。我想这个希望可能非常渺茫。任何外在的power，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知识，都不是“大学之道”的必需。我们还是做那个默默点油灯的小和尚，比较切实。
兄提出的九大学科建设倒有一定的建设性：生态学、公民学、社会学、组织学、仿生学、博弈论、共生经济学、跨国传媒学、联合国学。不过，弟认为无论是“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还是“政府自组织力”，都以“个体自组织力”为根本，所有的社会学的基础都应当是“人学”——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这个“人学”就是“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欧阳君山在他的文章末尾谈到“共生的方法”，也不得不说：“实现共生的根本之道就是越越自私，每个人如果都能讲谦虚，察优长，有和气，善启发，能耐烦，则他们就超越了自私，有了共生之可能性。”这个道理，我想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可大家也知道非常难做到。最近，我对这句话愈来愈有感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之所以了不起，因为他从不虚言，他说的，都是他做得到的。
就说这些。对了，近日我们在招募几名“编辑出版学专修生”，若兄发现好苗子，也请积极推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2422f0102xruf.html）。届时，还要邀请兄来辛庄师范传授您的编辑心得。
祝福！保重！
明雨 敬上
2017年夏于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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