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回了一趟家，然后又匆匆忙忙的赶来了。明天可能有事情，不敢耽搁，只能到家里拿完衣服就匆匆赶来。
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回家的，回来的路上。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法律的事情，作为法律人我们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苏力曾在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中也提到过——我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还是匡扶正义，维护法律尊严、权威和正义呢？我想的是后者，维护最基本的正义和法律的尊严。
但是我同事并不认同我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法律人首先要维持生活，然后再去思考匡扶正义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开始争辩，我不让他，他也不让我。都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可能源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我在之前的日记中就记载过一件事情，法院审判民间借贷，尤其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原告要持有借条等凭证，法院一般都会予以支持，对借条的支持和认可，并代表借款一定到对方的账户或可控范围内或交给了对方。《民法典》关于借款合同生效的要件，自借款到达借款人时生效。若仅有借款合同，并没有借款到达借款人账户，这合同仅仅是成立，并未生效。这就是实践性合同的价值所在，不仅光有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出借人的实际借款或转账。只有查明这二者才能更好的下判决，才能更好的公正审判。
我一直认为法院若只认借条或者转账凭证有失偏颇，可能会对原告或被告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利影响。我不相信法院不知道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但是为什么法院还要以其中一条判决呢？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法院的抉择呢？我无从得知，我只知道，某些民事案件处理尚且糊涂，更何况较为复杂的刑事案件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关注一个公众号，作者每天都会发一些他办理案件的思路和感受。大都都是揭露刑事案件中有失偏颇的地方。比如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需要排除，被告人及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排非程序，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但是有些法院似乎看不见，并不同意他们排非程序的申请。有些代理律师比较厉害，向公众公布侦查机关的办案视频，以此来推动案件的排非程序。且不说向网络公布公安机关的询问或办案视频合不合规定，单就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言。对于被告人及代理人，有证据证明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启动排除的，法院应当准许。法院不准许被告人及其代理人排非申请，导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此下策，公布违法视频，有情有可原之处。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国家机关接受人民的监督，恰恰是最好的普法宣传。
刑诉法已经明确规定，推进以审判程序为中心，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疑罪从无规则。如果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仅以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卷审理案件，不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心声，便会造成偏听则暗的局面，并不利于刑诉法相关规则的适用，甚至会沦为一张废纸。
若法律条文只呈现纸面上，于实际毫无意义，该纸面上所承载的文字与该纸组成——一张写着法律条文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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