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跟自己阅历不同、经验不同的跨界朋友聊天，往往会有很大收获。他们看待世界、看待工作、看待商业的方式与自己的差异，会带给一个人看待事物的全新角度。

上周五，公司来了这样两位跨界的朋友，一位是吴晓波读书会北京分会长、云概念咖啡馆酷云咖啡创始人韩宝龙大哥，另一位是专门做行业及企业研究的玲珑女士。

我和合伙人与两位前辈畅聊了一个上午，话题从企业文化到行业视角，从刘慈欣到猫扑，从BIM到微信开发，中午每人喝了半杯伏特加，两位匆匆离开去忙碌自己的事情。

这次谈话中，有几点对我来讲算是醍醐灌顶的收获，值得总结，今天只聊其中一点。

当聊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韩宝龙的观点是：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计划它什么时候死。

一项技术从推向市场，到它被同行业抄袭，需要多久？三个月还是五个月？

一个产品从被人热捧，到逐渐被人遗忘，需要多久？一年还是两年？

一个公司从创业起步，到被其他公司收购、或宣布倒闭，能够经营多久？十年还是百年？

在它们死之前，我需要多久收回成本？在它将死之时，我该如何果断弃之，寻找新的目标？如果它时至壮年我还没有达到目标，我该去该留？

「这些事没想好之前，」韩宝龙说，「我不会做这件事。」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人人能认同接受的观点，但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观点。

2.

我们不喜欢谈论、计划事物的死亡。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讨论「如果代价太大，导致这个项目拿不下来怎么办？」

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拿下来，必须拿下来，无论如何，也要不计代价的拿下来。

当我们花下血本做出的产品已经在市场上运营了5年时间，已经被太多的人模仿，利润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谈论「什么时候放掉这个产品？」

我们的习惯思维是：守下去，我们是最棒的，不可超越的，不计代价的守下去。

这种想法符合我们对于“赢”和“成功”的价值观，也符合我们的一般荣誉感。这种价值观从接受教育的那天起，就被可悲的根植在我们的头脑中：

努力学习，拼命的努力学习，直到考上清华的那一天，你就成功了。考不上怎么办？没有人告诉你。考上了之后，后半辈子怎么办？还是没人告诉你。

只要怀揣一个理想，然后不计代价、不问时效的向着它不停奔跑，哪怕是在70岁的时候，耗尽生命去实现它，然后享受5年它带来的收益，也是对的。

对于个体的死亡，我们的文化更是不敢触碰。在高晓松的一次讲话中，以下几句话让我非常动容：

中国人害怕聊死亡，认为那对逝者太残酷。

当一个人面对自己奄奄一息的父亲，双方都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有太多的话想告诉孩子，也希望听到孩子和自己说「你的一生过的很棒，你给我一生留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离开你后我们会坚强的活下去，请不要留遗憾。」

但我们不能说，不能说，我们只能说：「你不会死，不许说那些丧气话，明天咱们就出院吃妈包的饺子。」

我们就这样永远错过了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的机会，告诉他请放心，告诉他我爱他的机会，并为此遗憾终生。

这种在行动之前不去制定事物的生命周期计划，且在事物生命的尽头即将到来的时候无法直面它的观念，在万物必有生死的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比苍白。

我们害怕和逃避的、事物的终结总会到来，人和人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做好面对它的准备，并为下一件事物的浴火重生做好周密的计划。

3.

1945年的日本，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以当裕仁天皇发布无条件声明的时候，上至王公大臣、军部将军，下至平民百姓，都陷入了非理性的疯狂。他们有的在街上痛哭谩骂酗酒闹事，有的面对皇宫跪成一排高喊“天皇万岁”后集体剖腹，有的围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自杀，甚至像姜文的《鬼子来了》里面的情节那样，对当地中国百姓进行复仇式的屠杀。

战后的日本整体陷入了挫败的国民情绪。

日本人侵华的目的，压根不是侵占我中华的全部疆土，而始于一个简单且有时效的战略目标：短期内迅速占领东北伪满洲国，与苏联进行抗衡。

而一开始这个决定也是理性的。他们效仿的是西方与他们同样强大的岛国——英国，有印度这样一块广袤富饶的殖民地；而我大日本帝国的印度在哪里呢？

鸦片战争，我们在中国占了大便宜；日俄战争，我们又赚的盆满钵满；这一次，以日本的国力，拿下东北三省，建立大本营，并北向正面面对苏联，此为称霸世界的正道。

于是日本扶持张作霖，在他不听话的时候皇姑屯炸死他，后在918事变中把张学良赶进关内，又在数次火力摩擦中挫败国民党，差不多了，认了吧，签个字，东三省归我了吧？

不好意思，中国人不认。

不认？接着打。

七七事变后，裕仁天皇担心来自苏联威胁的可能性，陆军大臣衫山告诉他：「不必担心陆军对苏联作战的腹背受敌问题，即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这就是事后传出的那句著名的狂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所谓灭亡中国，当时的打算压根不是真灭了中国，而是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把你打服了，承认东三省是我的。日本当时的工业产值是中国的5倍以上，这仗还不好打？

但日本没想到，当时的中国与甲午战争时的情况已大为不同，中国人已经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认同，国土不再是朝廷的私有自产，谁敢签字割地，谁就没有统治权。所以任你怎么打，也打不服。

淞沪会战，日本人4万条姓名换中国20万，上海打下来了，问蒋介石，服不服？东三省是我的，认不认？

不服，不认，跟你小日本接着打。

往前一步到南京，屠杀30万中国人，问蒋介石，满洲国是不是我的？蒋介石不搭理他。接着打。

日本人这会儿都快哭了，怎么这么倔，就是打不服呢？

1938年，日本人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想让蒋介石政权投降，这都有点不要脸了。蒋介石的回复是：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备战。

到1939年的时候，日本的国力几乎打空，但军国主义思想让他们还是死守着当年「三个月把中国打服」的计划，近乎疯狂的、不计代价的持续作战计划，越走越远。

这所谓「三个月的计划」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中国人的表现用著名将领蒋百里在《国防论》中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

就这么着，建立根据地对抗苏联的计划，变成了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又转变为对抗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

如果没有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日本也许会一直的走下去，直到生命尽头。而最初那个拿下东三省的计划，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连什么时候死掉的，都不知道。

而西方与他同样命运的德国，也是同样的下场。拿下奥地利和捷克，闪击波兰，希特勒为自己制定了称霸全球的无限期计划。以至于1945年德国战败，希特勒在崩溃的边缘制定焦土计划，下令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报复性的屠杀迁徙，甚至要炸平整个德国。

4.

日本最初想要效仿的英国，则是因为一位伟人的出现，避免了这种无视项目的生命周期、拼上老命坚持到底的悲剧。

这位伟人就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他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为英国算了一笔账，维持对一个殖民地的统治，你需要多少军费和维持费用？

维持统治权跟法国人的七年战争，花了多少钱？12亿英镑。

驻守在美国的一万名维和英国士兵，一年的费用是多少？35万英镑。

从当时的美国殖民地拿回来的税收每年是多少？11万英镑。

为了每年11万英镑，你每年支出35万英镑，还时不时打一场12亿英镑的仗。傻不傻？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后期基本没什么惨烈的战争，英国人在亚当·斯密的游说下想通了。这投资项目亏了，老子不玩了。

再看让日本人羡慕的要死的印度殖民地，英国人怎么办的？

你要独立，我吃亏啊，那这样正好打二战，你帮我打赢德国，我让你独立，好不好？——这是制定项目的生命周期，二战结束，统治项目宣布死亡。

二战结束，要求独立的印度内部生出新的民族问题，由于宗教原因闹印巴分治，英国人当时全权委托蒙巴顿处理印度问题，提出甚至有些荒唐的「蒙巴顿方案」：直接找了一个对印度当地情况毫不知情的英国律师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分割印巴两国的「雷德克里夫线」，目的只有一个：在大流血事件发生之前，英国人迅速、平安的撤出印度。

后来印度果然如蒙巴顿所预料的那样，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血流成河。但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流的总之不是英国人的血，印度殖民这买卖我赚够了，该它死的时候，我就赶紧撤，绝不拼死顽抗。

这可不是什么「国土问题，寸土不让」的民族大义问题，人家英国人放弃的，是本不属于自己的「外来财产」，正如一个公司的投资项目，我收回成本，我平稳着陆，我果断放手，我名利双收。

随着对殖民地的逐个放弃，日不落帝国在历史上消失，但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依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一个王子结婚，照样全球瞩目。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经营方式转型。

这是日本人学不会的、商人的智慧。

5.

不是所有商人都有这样的智慧。

2015年底，搬进望京SOHO不足半年的蜜淘网提前退租，创始人谢文斌曾说「电商就是靠广告砸出来的」，并在2014年11月拿到3000万美元投资后陷入疯狂的价格战和促销站，并在巨头纷纷进入的资本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粮草未备足，车马已行千里，蜜淘最终走进死胡同。

2015年3月，在获得来自京东、易车的1800万美元融资后，博湃养车开始了疯狂扩张。不顾养车行业低频次交易的现实，不考虑项目盈利周期，「先圈地，再养客户」。但随着100多个鱼龙混杂、同质化严重的O2O上门洗护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博湃的B轮融资难以支持已经扩展到20个城市的公司开销，最终走向倒闭。

旅游业的「淘在路上」、手机业的「大可乐」、餐饮业的「大师之味」、物流业的「神盾快运」、生鲜行业的「最鲜到」，这些无不是在资本的疯狂期拿到大笔融资，红极一时急速扩张，并在2016年资本寒冬的到来后迅速归于沉寂的流星。

很多人把这些企业的失败归因与资本寒冬，但我窃以为，本来就没什么资本寒冬，只是在投资界被互联网行业忽悠晕了的头两年陷入非理性之后，回归正常的理性而已。

「只有泡沫浪潮退去，才能看出谁在裸泳。」

在这种理性的市场环境下，有很多没有认清自己的狂人纷纷退出舞台，而有很多的企业，照样活得很好。

疯狂的时代适合狂人生存，而理性的时代，则需要理性的思考。

我认为这次韩宝龙提出的「做一个东西之前，我必须知道它什么时候死」的观点，就是我很认同的一个理性观点。

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一直盈利，也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做成百年企业。长期盈利的项目和百年企业，需要更长的培养期，短期爆炸式的盈利和长久的生存你只能选一样——这就是韩宝龙所说的，要对一件事的生命周期做一个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去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

在和韩宝龙的聊天中，他提到一句出自科幻小说的话：「死亡是上天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我深表同意。

如果没有死亡守在几十年后，谈什么奋斗，老子先玩上个九千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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