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看了我的深层意识一文，问我“致良知对我们个人有什么用”。 致良知以及儒学，能否帮助人立事功，这确实是好问题。
孔子生前的事功是很差的，孟子也不怎么样，程朱都是坐而论道，立言而没有立功。宋明两朝，儒家都是正统意识形态，宋朝更加是与儒生共天下。然而两个王朝都亡于北方的政权，这和汉唐的武功差得实在太远。汉朝一个地方军阀公孙瓒都能平定漠北，曹操也是地方军阀就搞定整个北方。唐朝一个安西都护，几万兵力，就能够扼住河西走廊。这不是宋明时期的敌人太强大，而是宋朝明朝的战斗力太差了。注意我说的不是军队战斗力差，而是王朝战斗力差。
所以儒家解决实际问题、建立事功的能力，一直是被质疑，都提炼成了家喻户晓的俗语，比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又比如：百无一用是书生
幸而还有王阳明和曾国藩，两个儒家立事功的人物。曾国藩一生标榜自己是理学的实践者。王阳明是不是儒家，专门家们可以去争论，但一般还是把他列为儒学大家，是和孔孟朱程一流的，对儒学是开创性的拓展的儒学思想家。王阳明专门刊刻朱熹的晚年文字，说朱熹晚年的定论是和他的心学是一致的。我个人也认为理学与心学并不矛盾，只是修炼的具体方法的不同而已。
通过对王阳明，曾国藩两位的阅读 与研究，我发现他们虽然都是儒家人物，而且坚守儒家的根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博览百家，兼收并蓄的人。在他们的事功实践中，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情况，是灵活地使用了 儒家，法家，与兵家的方法的。由于法家是从兵家衍生出来的，我进一步简化，他们事功是兼通了儒家与兵家的结果。
兼容兵儒，是事功的基本要求这个观点，在各个时期的儒学大家中，都有论述，“儒者患不知兵”，“有文事，必有武备”。汉代还有班超投笔从戎。但兵儒两家的分流，至少在晚唐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杜牧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强烈鄙视了这种社会现象，既然被他鄙视，那么在晚唐必然已经开始流行。
儒家价值观如 忠信，孝悌，都是指向社会人与人合作的价值观。而兵家研究诡诈攻伐，是指向社会群体之间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方法论。不能合作，群体没有竞争力。而没有斗争技巧的人或者团队，也不能吸引别人与他合作。法家是处理组织内部的竞争关系，而且往往是为了对外竞争如军事斗争的内部管理，所以比兵家儒家面对的问题要更具体。
以下的图表，简单把这几个思想分层。
法家/纵横家-》技巧与术
儒家/兵家-》浅层意识
良知-》深层意识
那么深层意识有什么用呢？它能够让我们在处理具体的事务时心地澄明，正确地判断面临的形势情，从而做出正确有效的选择，是该斗争还是团结。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是有利于建立事功的。
孔子信心满满说：禄在其中，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虽然他自己干禄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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