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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想象的共同体》
這些「想像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於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
他否定了多數學者所認同的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的觀點，認為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才是 " 第一波 " 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經由美洲而散播至歐洲，再到亞洲和非洲。
從一開始，他就認定胡志明與美國的對抗，其根源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而蘇加諾雖然遠不及胡志明，但他被一個由美國撐腰的殘酷軍事政權推翻，卻使他輕易地「獲得了猶如（匈牙利的）柯許特（ Kossuth) 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愴」
直接促成他寫作《想像的共同體》的原因是 1978—1979 年間爆發的中國、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三角戰爭。這個歷史事件令他提出了這個質問：為何民族主義的力量會強大到讓三個標榜「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惜兵戎相見？
在安德森眼中，「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問題構成了支配 20 世紀的兩個重要思潮 —— 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 —— 理論的共同缺陷。想要有效解答這難以捉摸的「民族之謎」，必須揚棄舊教條，以哥白尼精神尋找新的理論典範。
在正式進入論證之前，安德森先為「民族」這個斯芬克斯（ sphinx) 式的概念提出了一個充滿創意的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 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安德森認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 modern) 想像形式 —— 它源於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 modernity) 過程當中的一次深刻變化。使這種想像成為可能的是兩個重要的歷史條件。首先是認識論上的先決條件（ epistemobgical precondition) ，亦即中世紀以來「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所發生的「根本的變化」。
對安德森而言，「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過文字（閱讀）來想像的。
要「想像民族」，還需要另一個社會結構上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
作為「第二波」， 19 世紀歐洲的群眾性民族主義因為已有先前美洲與法國的獨立民族國家的模型可供「盜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覺意識。
安德森超越一般將民族主義當作一種單純的政治現象的表層觀點，將它與人類深層的意識與世界觀的變化結合起來。他將民族主義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廣闊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脈絡當中來理解 —— 民族主義因此不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更複雜深刻的文化現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種「文化的人造物」）。
杜贊奇認為，早在現代西方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早就有類似於「民族」的想像了；對中國而言，嶄新的事物不是「民族」這個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
原本只有橫向聯姻，缺乏明確民族屬性的歐洲各王室競相「歸化」民族，並由此掌握對「民族想像」的詮釋權，然後通過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眾效忠，鞏固王朝權位。「官方民族主義」的原型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代所推行的「俄羅斯化政策」（ Russification) ，而反動的馬札爾鄉紳在 1848 年革命後推行的馬札爾化政策也是一例。
最近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就是這個轉型最明顯的表現。這幾場戰爭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僅因為它們是在幾個無可置疑的獨立革命政權之間最早發生的戰爭，同時也因為交戰各國中沒有任何一方嘗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為這些戰爭進行辯護。
蘇聯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卻有一個少見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絕用民族來為國家命名。這個事實顯示，這兩國不但是 19 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也是 21 世紀國際主義秩序的先驅。
事實上，民族屬性（ nation-ness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
和大多數其他的主義不同的是，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它自己的偉大思想家：沒有它的霍布斯（ Hobbes ）、托克維爾、馬克思或韋伯。這種「空洞性」很容易讓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產生某種輕視的態度。
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像「血緣關係」（ kinship ）或「宗教」（ religion ）這類的概念來處理，而不要把它理解為像「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事情應該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
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像為等同於全人類。雖然在某些時代，基督徒確實有可能想像地球將成為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於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會像這些基督徒一樣地夢想有朝一日，全人類都會成為他們民族的一員。
以中國為例，如果從「相互可理解性」（ intercomprehensibility ）的標準來衡量，許多所謂中國的「方言」（如吳語、贛語、粵語、閩北語、閩南語），其實根本是各自獨立的「語言」（ language ）。所謂「國語」或「普通話」之成為「標準語」，而閩南語、粵語淪為「方言」，並非基於語言學上的理由，而是出於政治 —— 特別是民族主義 —— 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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