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一）

    1966年他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月。他只是在那一年的12月出生，但在他的身上却深深地打上了那一年的烙印。他父亲给我取了一个至今都记忆犹新的名字，倪文革。他的人生也就从那样的动荡的年月开始了。

  在山西的最南端，长治地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大军败于秦国，至今仍有纸上谈兵的典故流传，倪文革就出生在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南端几里外一条丹河顺流而下，据传取名丹河也有纪念死去将士的意思。村子小的不能再小了，仅有百十来户人家，顺着一趟山沟，西北高东南低，歪歪扭扭的坐落着百十来座房屋。村子只有两个生产队，按位置分成南头儿生产队和北头儿生产队，整个村子隶属于三里外的人民公社。

  村子虽小五脏俱全，村里最气派的建筑是村东北角上的一座庙，正房是两层楼高，一层正中供奉着十米高的玉皇大帝，东侧供奉着送子观音，初一十五这两处的香火最旺。东厢房和西厢房各300多平米，供奉着各路神仙，院子宽敞生长着两颗上百年的松柏，大门门板厚重高大，关起的时候总会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破四旧的时候，民兵队长倪永喜带着人，要把庙拆除，各家的老太太都不同意，闹的风风火火，再坚决的斗争，也都得回家吃饭，争来争去，村支书张大贵想出一个办法，把庙门锁起来，老太太们不许烧香，民兵队长也不许拆楼。张大贵，村里人叫顺了嘴，喊成了“大鬼”，没有贬义的意思，和扑克牌里的大王有点重合，大贵人1米88的个子，大长脸，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掷地有声，说一不二，确实有村支书的派头。五十多岁的年纪，既能执行公社的政策，又能镇住小青年，谁不服气还可以在庙前的广场和他摔上一跤，分出胜负，又能安抚老太太们，谁家红白喜事，生儿育女都会喊他喝二两自酿的地瓜酒，大贵喝到高兴时，大手一抹哈啦子，多少给乡里乡亲们行个方便。那样的年代整个村子也就祥和多了。

    庙的前面，随着历史的变迁，形成一个广场，正对着庙门的南面，是一座二层楼高的戏台，旁边一排平房是戏班子唱戏时换装和休息的地方，现在改成了队里的马房，变成牛马歇息的地方。以前逢年过节，村支书张大贵都会到县里或乡里请文化站的戏班子，来唱三天山西梆子。那是整个村里人们最快乐的时刻，男人们喝酒，女人们哼戏，孩子们跑来跑去。年初突然戏班子变成了四旧，全解散了，戏台子和广场好像少了许多灵气，显得有些空空荡荡的，没有啥用处，大家一起商议干脆养牛马算了。围着广场周围前前后后住了大几十户人家，都是青砖灰瓦，家家有个院子、南北朝向院子里有猪圈鸡窝，平日里总能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在戏园子后面就着山沟的坡地，也形成了一个更大一些的广场，围着广场参差不齐的也住了大几十户人家，都是近几十年搬来的人家，除了有三两座青砖瓦房外，大部分房屋都是土坯墙盖的瓦房，家境也大不如北头村的人家，南头生产队和北头生产队，也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张大贵作为一村之长，自然住在村北头。和庙齐平，在村子的西北角，宽敞的，开阔的平地上，有七间青砖瓦房，房前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前有一个像铁锅底一样的大洼地，据说还在民国前，张大贵的先辈盖房时找邻村的风水先生严瞎子踩过地盘，说房前的洼地是个聚宝盆，于是就在这里盖房住下了。随着时代变迁，村子里没有拴牲口的地方，这里有块洼地下雨时还能存些水，饮牲口，一来二去，洼地里砸了许多木桩，变成了村生产队栓牲口的地方，刚被村里人选上村长的时候，这主意还是张大贵自己出的，全村有头有脸的人也都同意，还称赞他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时间一长牲口又拉又尿，尤其夏天总有一股马粪的味道，张大贵总觉得很不舒服，又说不出口，也只能硬着头皮闻着马粪味每天走进自己的高墙大院，等待日后再想办法。

  张大贵人长得粗壮，但粗中有细。小的时候还读过几年私塾，能识文断字，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也快，公社的刘书记喜欢他，推荐他做村长，村里人也都举手通过，土改时就成了村长，一直干到现在。那时候他正当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力气，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冬天种麦子，春天种玉米、高粱、蓖麻、豆子、萝卜、红薯样样精通。他带领大家年年都有好的收成，村子虽然小可人均上交国家的公粮在全公社十里八村比，年年都排第一，奖状贴满了村委会一面墙。忙闲的时候，还带着全村老少，房前屋后种树，长治地区就两种树长得最好，一种是古槐树，一种是洋槐树，几年过去，整个村子被几百颗碗口粗的大树包围着，冬天挡风，春天绿意盎然，洋槐花白绿色挂满枝头，喜气洋洋，夏天古槐树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还可以避蚊虫生长，每次张大贵从村南头儿背着手走到村北头，都会拍拍那些大树，闻闻大树的清香，只是快走到自家门前时，皱着眉头，实在不愿闻马尿味，憋着气赶紧进入家门。最让张大贵感到欣慰的是60年国家闹饥荒，村里的粮食都贡献给了国家，来年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口粮不够吃，洋槐花派上用场，摘下来拌玉米面蒸成菜团子才勉强渡过难关。村里人都赞扬他这支书当的有远见。

  刚进大门，大贵就习惯性的，瓮声瓮气、拉长音喊了一声“槐花儿—”。槐花是大贵的老伴。

    东屋门帘掀起一条缝，探出一个50来岁老太婆的头，朝着他问：“你又要做什呢？大声的嚷嚷。”一嘴山西土玉米味。

  “给我弄二两地瓜酒”。大贵说着话就进了堂屋，在八仙桌前坐下，抽起了旱烟袋。

    王槐花自从嫁给张大贵，就一直被丈夫吆来呵去，也怪自己肚子不争气，只生了一个闺女，那个年代老一辈儿都着急传宗接代，弄得她在村里台不起头来，等到闺女大了谈婚论嫁时，招了个外县的女婿上门，这才勉强过关。王槐花明白，丈夫这是在外头又有不顺心的事了，每当这时晚上回来，都要喝上二两，在堂屋磨叽半宿。赶紧炒了两个鸡蛋，烧了一盆萝卜酸菜，温上白酒，一起给端到堂屋的八仙桌上。

  大贵吃着酸菜，又小小的尖了一块鸡蛋，细细地咂么出点香味，几口地瓜烧酒下肚，大长脸变得短了一些，嘴里哈啦子也开始流了。旁边炕头上，老伴在灯下纳着鞋底，偷偷瞄了一眼老头，看出高兴来了，这才小心翼翼的问：“你怎么了？”

    “没事”。大贵又咂了一口酒，顿一顿问：“你今儿个去村南头儿倪启发家了？”。

    “这不他家大儿媳妇又生了个儿子吗，我赶紧去看看，给倪奶奶道……”王槐花话说半截嘎然而止。心里想别又捅伤老伴的肺管子了。原来自家闺女连生两胎，没想到又生了两个孙女，第二个孙女出生后，张大贵自己闷在堂屋就喝了半宿的地瓜酒。

    “啊！好，村里又添丁了，喜事！”张大贵心不在焉的喝着酒慢吞吞的和老伴唠着。王槐花听话听音儿，心里的滋味比吃了酸菜还酸，也没心思纳鞋底了，回屋倒头睡觉去了。张大贵独自一人喝着酒，吃着酸菜，回忆着今年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小事，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却又不知道哪有问题，他想不明白：自从年初公社来了个什么革委会马主任，怎么刘书记就变成了走资派，公社民兵连长带着民兵穿上了军装，还挎上了真家伙，喊着“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压着刘书记挨村游街示众，刘书记可是三八年上过淮海战场的。这事还没完，县里又下达新指示，各村都要破四旧，公社马主任带头，领着民兵连直接上了村北三公里外的榉山，山顶有一座庙，庙里供奉的是蔺相如，庙后有蔺相如的墓地和墓碑。二话不说庙就被砸烂推到了，山顶上碑石横七竖八，张大贵读书不多，上私塾时先生可讲过完璧归赵的故事呀？现在每天村民兵队长倪永喜还天天找他嚷嚷着要拆掉村里的庙。张大贵一边叨叨着一边咂着地瓜酒，觉得今天晚上的酒越喝越苦，哎，倪启发又添了一个孙子……..。干脆剩下的酒一口都倒肚子里，迷迷糊糊躺在堂屋的炕上睡着了。

  今年冬寒来得早，刚进入十二月，地里就冻成了冰疙瘩，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了。天亮的也晚，每天早晨派农活都是生产队队长的工作，南头生产队在戏园子后面的南广场派工，北头生产队在戏园子前的广场派活。民兵连长倪永喜兼着南头生产队队长，裹着当兵时穿的，已经发黄了的旧军棉袄，两手揣在胸前，避着寒气。军装平时不舍得穿，公社有任务的时候，才套上绿军装恢复军人的形象。他早早的就站在广场中间，等社员三三两两都凑齐了开始派工。这个季节也没有多少农活可派，倪永喜环视一下社员，心里掂量一下谁家困难需要照顾，谁力量大能干苦活，干脆利落的把一天的农活全派完了。剩下的社员没活干，但也觉得队长派得公允，没话说也就回家打扑克，喝酒，睡觉去了。

    北头生产队队长是村会计刘长根兼着。刘长根四十多岁，中等偏瘦身材，白脸儿，近视眼戴副玻璃眼镜，上过高中，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村支书张大贵就让他做了村会计，他喜欢算计点小恩小惠、小私小利，倒是把村里的账簿管理的一清二楚。就是眼镜后的那双小眼贼溜溜的，一到秋收家家发口粮时，坐在谷场边，把算盘珠子打的溜溜只响，男人们大都不识字，听着算盘珠子声直发怵，生怕少发了口粮。王长根还有闲功夫抬起头用眼镜后面那双贼眼睛，在大姑娘小媳妇身上溜来溜去，弄得姑娘们都夹着腿躲得远远的。每当这时，张大贵就会大骂一声：“长根儿，你他娘的眼还没瞎！”，算盘珠子声就又恢复了正常。

  北头生产队每天早晨派活，一般都是社员们早早的就聚在了广场，深怕自己来晚抢不上好农活干。王会计也很准时，大家都到齐了，五分钟后他也头发梳理的整齐，带着眼镜，站在了广场中央，在家早就合计好了，那些给麦子上化肥，往地里送大粪的轻省的、工分又高的活都派给了沾亲带故的社员，苦活重活派给有力气、刺头，又家庭困难的社员，其他社员有怨气，又怕他的小眼睛和溜溜响的算盘珠子，刚派完农活，没活干的人就一哄而散了。

  趁着村长不在，王会计还想再编排几句那些不听话的小青年，顺便立一下自己的威严，论资排辈，没准下一届村长就是自己的了。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了，整个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庙门和空戏楼子陪着自己，小脸发白突然有些失落感，整整中山装的卷起来的衣角，扶了一下玻璃眼睛，也想转身离开，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昨晚公社通讯员小李让他给村长张大贵捎个话：公社马主任通知让张大贵今天上午到公社开会。他赶紧快步向村长家走去，王长根来到村长家大门前，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扣着大门，嘴里喊了声：“大贵儿叔”。

    过来好一会儿，院儿里王槐花答声道：“做什呢？大侄子，你大贵叔还没起呢！”，一股土玉米味。

    “婶儿，公社马主任通知他上午开会去”，院儿外王会计大声喊，也想赶紧叫醒张大贵。

    “好了，我告诉你叔吧。”王槐花也大声的应着，嘴里还叨咕了一句，“今年咋这么多会呢？”。

    日上三竿，太阳早就照进了堂屋，张大贵也早就醒了，满嘴苦涩，回味着这些烦心事，在床上磨叽着不愿起床。王会计的喊声他听个满耳，马主任？不知道又有什最高指示，他赶紧爬起来，灌了两碗玉米粥，穿上棉衣系着扣子就走出了院门，老伴追着跑来喊，外面冷戴上帽子。马主任的会可不能迟到，那是革命态度问题，他一边快走一边核计着，会不会又是拆庙的事，一边又在想着怎么应对。一抬头已经到了公社的小礼堂，礼堂讲台上挂满了标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一切走资派”，马主任已经在讲台上讲了半天，下面各村的村长都在认真的听着，还有人拿个本子在记。马主任继续讲“…..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打倒了最大的走资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继续走向胜利。根据县革委会的指示精神，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们还要向张大贵同志学习，搞好生产多交公粮……”张大贵刚进来，屁股还没座热呢，突然被点名，下一大跳，大家都转头看着他，鼓起了掌声，他这才醒过神来，马主任在表扬自己呢。后面的会就什都没记住，只记住了三个字“促生产”。会议结束后，马主任单独把张大贵留下来。

    “你这个同志，出身贫农，生产搞的也不错，可是斗争的弦儿也得绷紧吗！”马主任慢条斯理的说，脸上看不出有什表情。

    “是、是”，张大贵知道今天的关不好过，这时的鬼机灵劲儿倒有点“大鬼”的意思。

    “听说你不支持民兵队长倪永喜的工作？”马主任威严的背着手步步紧逼。

    “没有…主任，我们正在和四旧斗争，我们一定胜利”张大贵大气不敢出，学着马主任的语气说。

    “那就好，你回去把今天的最高指示传达下去，来年要再干个丰收年！”说完马主任才把张大贵放了出来。

  人民公社设在一个上千号人的大村里，在张大贵村子的东南方向，距离自己的村子三里地，只有一条土路相通，还要翻过一条几百米宽十几米深的沟，沟底一条溪水，缓缓的顺沟流入东南方向远处的丹河，溪水两边到处都是湿地，一堆一处，遍地都是芦苇和杂草，还有一大片柳树，歪歪扭扭的横在沟底，都有一米多粗，春天来时，柳条绿的像一座座小山，现在溪水结成厚厚的冰，像凝固了一样，树冠一条一条，透着天空略显冬天的沧桑。两个村子以这条沟为界，更确切的说以这条溪水为界，溪水左边是公社的地，溪水右边就是自家村子的地界了。张大贵稀里糊涂就走回了小溪的右边，顺沟而上有一个大盆地，里面盖了三套院子的大瓦房，这就是自己村子的最南头了，住了三户人家，其中一户人家住着一位老奶奶，九十多岁的年纪，身体结实，现在还能从南头村沿着坡路走到村北头广场看戏，烧香拜佛呢，辈分比自己的爷爷还高呢，张大贵每次从这里走过，都要进院里看看老人，喊一句王奶奶好，今天路过王奶奶家的大门，门锁着了，看来是去村里和几个老太太唠闲嗑了，快到沟沿处长着一颗老槐树，十个大汉伸展手臂连起来也抱不住他，树冠像一个大雨伞，树高超过了二层楼，站在村北头都能看见它的顶。张大贵也只是听爷爷讲，这棵树二三百年前建村时种下的，又守着沟底的溪水，枝繁叶茂，长得越发的粗壮。也有人说这棵树镇住了沟底的邪气，保村里人平安的，谁家年轻人在外当兵或作事，家里的长辈逢年过节都要到这里烧香磕头，祭拜一下老槐树保佑孩子们在外平安。绕过这棵树就完全进入村内的主路，也是泥土路有七八米宽，随坡就坡随湾就湾贯通整个村子，大路两边是各家顺势修的进入自家院子的辅路，路两边或是猪圈厕所墙角处都是大贵带领大家种下的洋槐树，颗颗长的粗壮结实。大贵走进村子突然变得爽朗起来，开始盘算着怎么“促生产”的事来。

    北头村和沟底那三户人家的房子都是解放前就盖好的，典型的山西百姓住的四合院，房屋盖的坚实，青砖灰瓦，院墙两米六高，大门楼子三米多高，屋脊还有简单的飞檐，院大门厚实的杉木做的，那时兵荒马乱，既能防贼盗，又能防狼和黄鼠狼。 解放后家家都没什积蓄，盖的房也就简陋很多，除了屋顶还是灰瓦外，墙大都变成了土坯用泥堆砌而成，也还是四合院的格局，院墙为了节约只有一米五六高，大门楼也盖得低矮简陋，仅能打开两扇门，进出一辆马车，过年贴对子也只能贴在门框上。人从街上走过都能看清楚院子里的主人在干什么。好在如今治安好，夜不闭户，狼也被民兵连射杀个精光，家家吃的穿的用的也都差不多，没什避人的事，还显得邻里关系更亲近。大贵走在自己的村里，也就不着急了，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低着头一边想心事，一边查看着村里的变化，看看各家的茅厕干净不干净，猪圈里的猪粪厚不厚，猪仔是否又多了几个。不知不觉就溜到村南头民兵队长倪永喜家大门前，突然灵机一动“鬼”主意有了。

    倪永喜，这孩子可是他看着长大的，倪永喜刚出生6岁，就多了两个妹妹，一家五口日子过的紧紧巴巴的，他爸爸为了多挣点钱下后山的煤窑挖煤，被砸死了，他妈妈哭天抢地，死去活来，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总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过着，全凭亲戚本家，邻里之间接济着过活。后来解放了政府有政策救济她们娘儿几个，但是为了公平队里按劳分配，他娘每天出一个工也只能挣0.7个工分，到年底一算也才100多个工，分配的口粮年年不够吃的，一到腊月，就揭不开锅了，找到张大贵，大贵就按政策舍给她们娘几个粮食，至今欠条还在队部账簿上挂着呢。永喜十六岁那年部队到公社招兵，他报名非要去，可是个子又矮又小，部队不收，是张大贵跑去几趟说情这才当兵走了。没想到五年过后，在部队识了字，还入了党，复原回来变成身高力壮的棒小伙了。公社民兵连长看他是块材料，就任命他为村民兵队长，干得还有模有样的。大贵隔着院墙就看见倪永喜他妈正在院子里喂鸡呢，低着头嘴里咕咕咕咕地叫着，

    “大妹子，永喜呢？”永喜他娘比自己小几岁，女人老的快，都有些直不起腰了。

    “哎呀，村长，他大伯呀，你看我这眼神儿。”赶紧在身上抹了两把湿手，小跑着去开大门。一边说：“永喜一大早就带着民兵，去公社连队练兵去了。”

  大门一拽就开了，“快进来歇歇，喝口水，他大伯。”永喜他妈张罗着。

  “哦，没什事，永喜没在不进去了”。我到村里转转，说完张大贵继续往北头走。看见几颗大槐花树，他就上去摸摸树干，抬头看看树冠，又闻闻树皮的清香味，爱不释手，快走到南头广场了，这住着一大户人家，说是大户人家，是因为他们家人口太多，没出五福的本家也多，村南头三分之一的人家都姓倪，大老远就听见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院子里也嘻嘻哈哈的热闹着呢。“你别说，这大冬天的，冷冷清清，这一热闹还真给村子添了几分喜气儿”张大贵一边想着，一边闷着头往前走。心里烦不愿去凑热闹，转头向西走进了岔道。

    农村的路处处都是相通的，即使没有路了，踩着杂草穿过树林子也能走到正路上。大贵三拐两拐拍着自己种的洋槐树又转到了村南头的广场上，只是现在站在广场的西北角上，这地儿地势略高，周边还有几块大青石，忙闲时老人们喜欢在这里唠嗑嗮太阳，旁边还有一台石磨，石磨上有碾子，南头村的村民大多不愿到村北头的磨房挨个等着磨面，一般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就把谷子磨成米，把玉米高粱磨成粉，供自家食用。大贵想好了，明天就在这开个全村“促生产”的社员大会，大贵想象着自己站在磨盘上如何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忽然又一想是否学着马主任的样子，板着脸也讲讲阶级斗争的问题，他原地转了两圈，在心里模拟了几遍，这才踏实。

    冬天的天黑的早，这一通忙活，把时间都忘了，大贵想从西北角围着村子外，从庙后转回自己家，一来看看那些洋槐树，一来也不愿闻自家院前那些马粪味。刚转到庙的后身，就看见不远处一个身影躲在了一颗大槐树后面，大贵眼里可不揉沙子，瓮声瓮气，大呵一声：“谁！”。身影躲躲闪闪的走了出来。

  “大贵哥，是我。”刘锁柱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尖头尖脑的，用讨好的眼光看着大贵。

  “你这是做什去了？偷偷摸摸的。”张大贵太了解他了，会计刘长根的叔叔，平时从村里各家收点舍不得吃的鸡蛋、小米，然后偷偷跑到县城或火车站卖给那些城里人，从中挣个三块两块钱，贴补家用。每次乘傍黑村里人都吃饭，从庙后悄悄溜回西北角的家中，算是买卖成功，不成想今天让村长给撞上了。

    “你这是投机倒把，知道吗”，张大贵大长脸拉了下来。

      “是、是，我错了”，刘锁柱赶紧承认错误。

    “我告诉你，下次再让我抓住，就让民兵队长倪永喜把你五花大绑，公社游街示众去，还不滚回去！”张大贵一看他这样子，就有点起急。

  “是，是、下次不敢了。”刘锁柱抓着布袋子，低着头溜着边，跑了。

    大贵叹了一口气，“唉、阶级斗争？我看还是先促生产吧。”大贵打小就是农民，知道农民的苦，农民的难处，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大贵打定了主意向自家院子走去。

天一亮，高音喇叭就喊开了：各家社员同志们，各家社员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村长张大贵通知，村长张大贵通知：现在全村社员到村南头广场集合，开全村大会，村长要说说公社的重要指示精神。请社员同志们必须参加。高音喇叭把全村的的人都叫醒了，三年多没有开过全村大会了，大家知道这又有什么重要指示了。没吃早饭的，端着大海碗就来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渐渐的社员们就都聚齐了，三五成群，有的人站着，有的人蹲着，老年人和老年人凑在一起，年轻人和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姑娘小媳妇站成一堆，孩子们好事，人堆之间穿来跑去，你一句我一言乱乱哄哄，不过习惯性的南头村的社员大多站在广场南边，北头村的社员站在广场北边，中间自然的闪出一人宽的缝隙。张大贵早早就起床了，找出一件新的绿大衣穿上，又戴上反绒面的绿军棉帽，在镜子前照了好几回，总想把自己的大长脸收的再短一些，一脸褶子怎么看也不像杨志荣，老伴在旁边笑话他：“行了，再整就整成座山雕了”。他这才又端详了一下自己走出了家门。

    一出门，大长脸又拉下来了，憋着气快步走过粪坑，又把脚步沉下来，背着手来到了广场东头，正好是南北社员中间的缝隙，站住脚清清嗓子，大声的咳嗽两声，广场突然就静了下来。孩子们最怕他那张没有表情的大长脸，全都像冬天的冰冻住了一样。

    张大贵做村长的威严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老一辈都尊重他是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到老百姓的心坎儿里去了，后生们该训斥的训斥，该教育的教育，该帮助的就帮助，调皮捣蛋的他爹妈都管不了的张大贵上去一跤，年轻人半天爬不起来一下就长记性了，谁家的孩子不听话大人们一提大贵，立马老实许多。

    大贵从人缝里穿过，社员们都侧目看着他，来到西北角的磨盘前，一个箭步就站在了磨盘上，眼前黑压压四百多号人。

    “社员同志们，现在是革命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我们也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是主要的，促生产更重要，昨天公社马主任给我们村下达了最高的指示，要求我们明年取得更大的胜利，粮食取得更大的丰收，再次获得交公粮模范村的称号。社员同志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张大贵慷慨激昂的把昨天想好的词儿全背了出来，下面回应声不大，只有几个小青年凑热闹叫了声“好”。张大贵心里明白，去年为了模范村称号，家家少分了50斤口粮，今年再争第一，老百姓的口粮会不会又少了，老百姓都在嘀咕，可马主任那儿怎么交代，张大贵犹豫一下，又扯起大驴嗓门喊：“村北头的刘队长有信心吗？”刘长根是自己的铁杆。

    刘长根一听点自己的名，村长这是有难处了，犹豫一下，立马站起来，扶一下玻璃眼镜，拉长了脖子，瞪着小眼睛，尖声尖气地喊：“没问题，老村长，我们村北队明年粮食翻一番！”。小白脸憋的通红。喊完就有点儿后悔，话吹出去了又不能收回来。

      这下可翻了锅了，“明年粮食翻一番”，这不得要了北村人的命吗！老太太们好像又回到了58年，又不知要扣多少口粮，拿拐棍儿“咚咚咚”戳的地响，叽叽喳喳乱做了一团。南村队也乱了套，倪永喜是队长，当过兵说一不二，从来就没有怕过谁，还没等他发声，南村三十多个民兵齐竖竖儿的站起来：“明年南村队粮食不仅翻一番，还要超过北村队，战胜他们！”突然握着拳头举起右手一起高喊：坚决战胜北村队！”。两队叫起阵来了，这正是张大贵想看到的，心里暗自高兴，赶紧大声喊：“大家静一静，好，促生产的事就这么定了！要没什事散会。”

    “我有事”，倪永喜大声的喊，“那拆庙的事怎么办？”张大贵就怕提这事，台下老太太又敲地了，“现在先促生产，等明年拿了模范村再说，散会！”张大贵赶紧找个借口把大家解散了。

    广场人都走光了，张大贵任务也派下去了，长脸变的舒展多了，两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溜溜哒哒来到了北广场，天冷，广场空荡荡的，看着快塌了的戏楼子，不禁哼起了山西梆子“卷席筒”，哼到动情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赶紧转身准备离开，一眼又看见了厚重的庙门，更加心烦意乱，干脆顺着庙的侧面，穿过洋槐树林子，到村后的庄稼地转转。

    这时节地已经都冻上一层了，张大贵沿着田间地头向北走着，一边看着一陇一陇的青绿的麦苗都打蔫了，心想再下一场大雪就好了，明年麦子肯定有个好收成，远处收割完玉米和高粱的地里还有三三两两个社员在整理地头的秸秆，路上还有些人在往地里担农肥，大贵又来精神了，明年粮食生产一定要再创丰收！越转越来兴致，越走越远，竟然走到了村北的榉山脚下，半山都是荒地，还长着三两颗野生的小树苗，我突然想起山上被拆的蔺相如庙，他想上去看看啥样了。气喘吁吁的往上爬，不多远处发现有几陇被人开出来的平地，上面还种过东西，走进一看是旱烟叶，大贵突然又有了新点子，心情舒畅了许多，兴致勃勃地一口气爬到了山顶，自从公社马主任把庙拆了之后，他就再没有上过山，现在一看，气得连连直摇头，木料砖瓦连个碎砖头都被人搬走了，只剩下几块搬不动的大青石，和砸成两半的墓碑横在那理，“他娘的，一群败家子！”大贵大骂一声，愤怒地，转身头也不回的下山了，天不早了，干农活的社员大多都扛着锄头往家走，冬天的太阳无精打采地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远处是县里的发电厂的三座大烟筒冒着青烟，还有一座很小的火车站，可以听到火车拉着长笛在太阳前面横着穿梭而过。大贵从村西侧的地头往南走，他还要再转转村南的庄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