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留有一张老照片。父亲抱着一岁多的我，背对倾倒的化工厂废墟，面对相机很幸福的笑了。
那段时间，父亲所在的化工厂停办，原先建工厂的地盘上又多出两个商场。父亲脑子不灵光，做不了生意，只能干些苦力活儿。做工累，钱却来不了多少。母亲下班回家，操办家务的间隙还会牢骚两句：你看看隔壁某某改行卖皮鞋赚了多少钱，表姐家的某某去外企工作，每天都西装革履，可潇洒了。
没办法，人过中年，父亲像条生了锈的钢筋，多出来的漂亮建筑死活习惯不了，工厂把他的双手双脚都染成水泥色。母亲给父亲洗脚，父亲像个小青年一样，不好意思地笑笑。
父亲总是爱笑的，就是天塌了下来，那张笑脸也不会耷拉。人们常说：相由心生。做工也好回家也罢，父亲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活力，走路的时候尤为明显，似乎连风也慌忙跟在他矫健步伐之后，追不上了就怒骂两声，换个方向灰溜溜跑走了。邻居常跟母亲聊：你家那位，真是越活越年轻。
年轻与否，我想他自己是知道的。小时候我偷偷躲在被窝里，探出脑袋，看见父亲鬼鬼祟祟地对着镜子，盘着脑袋，数着白发的根数。越数越多，越多越数，终于父亲四十岁时便不再对着镜子数白发——心中在意，白发便无穷无尽加速生长，干脆不数了，反正也数不过来。
我上高中那年，父亲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方便上学。我骑着那辆吱吱呀呀的车，有时会被同学从后边儿追上，对方还拍两下屁股嘲讽，很不是滋味，却又不敢用力过猛，怕那破链子突然就断掉了。去学校的路上要过大桥，脚踏车掉链子那是常有的事，要是再贪睡了几秒，迟到被当课老师批个狗血淋头便也没有悬念了。
无论我的学业，还是父亲的工作，都像这脚踏车，好像快要散架，又好像还能苟延残喘一会儿。
最后只剩我的学业坚持了下来。父亲跳槽的工厂真的又被推倒了。说是要建新的房子，要建高楼大厦，要带动城市的人们富裕起来。这口号能打动谁呢？
工厂爆破那天，所有工人都自发聚集在东边儿的山坡上参加这个庞然巨物的葬礼，父亲蹲坐在最高处，把我揽在怀里。楼外的人都疏通完了，偶尔会有几只麻雀，爆破的人就用树枝没好气地赶走。工人们本不用远道而来目睹作坊轰塌，不过既然没有树枝赶人，那自然压抑不住属于混凝土的诗意。父亲板着脸，拿了根烟抽，手抖个不停。
山坡下的大嗓门倒数起来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昂首眺望那死灰色天空里死灰色的烟囱。曾经多少人的青春充作燃料，废气和热血从这里一股脑排出。现在它要被杀死了。有个女人哭了。
像瞄准工厂大楼的枪响，子弹击碎厂房的身体，庞然大物应声倒地。山坡上，某种暗淡到极点的难过，以不被察觉的速度在每一个人身上传播开。他们的生活又被陌生人踩了一脚。
已经满头白发的父亲看不下去，没等工厂完全散架，就只是扛着一麻袋杂物，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家。
这些玻璃砖瓦的楼要赚钱，干嘛把我工厂拆了——光是这一句话，他念叨了整个晚上。时代变化太快了，就算他的步子迈得再大，和那些头脑精明骑摩托的人比起来，也未免吃力。父亲蠢，这点是应当承认的。
父亲的身形忽然缩小了一半。每逢过节家里来亲戚，面对洋装笔挺的二哥三弟，父亲便死活不肯抬起头。拜年也不拜了，问好也免了，赏对方一瞪眼，便溜到卫生间抽烟去了，马桶里堵了好个烟头。父亲一大早就去找工作，安保也好，搬砖也罢，赚钱的同时，或许他只想不让这把老骨头闲下来。
我考了大学能自理生活，父亲却还是像个陀螺，努力跟着时代节奏转个不停。直到六十岁再也转不动了，母亲因急性疾病先过了奈何桥，父亲守着他的十平方小房间，一步也不肯离开。还是我结了婚，他才愿意搬到新家里来。
老人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趴在十二层阳台栏杆上，远远望着夕阳下林立的高楼大厦。这里的某一栋楼里可能砌有他搬的几块砖头，但那几块砖头从不属于他。
大学的朋友笑话工地的工人，笑话他们流血流汗没有多少工资，笑话他们没脑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自以为我是清醒的：除去他们，还有谁能给你们公司广场的地板铺上石砖？
讽刺的是，比起铺石砖，我也更乐意找一份坐办公室吹空调的工作。不过，终于好不容易进了杂志社当编辑，心中却没有多大的快乐。还不如童年时放飞一架纸飞机来得愉悦。
我把那张老照片夹在钱包里，时不时翻出来看，这才忽然心疼起来，哽咽住了：儿子算是明白了，那笑容底下，明摆着是现代棋盘上的弃子，大型工厂遗孤的三分无奈，七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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