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艺谋本人，不相信口舌之争、文字之辩能够带来所谓“公正”。
他说，不要幻想依靠嘴皮子和笔杆子，就能澄清事实、明辨黑白——唯法律能代表象征性的对错，而舆论，永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微弱的个体混响在一起，最后成为一团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喧嚣噪声。
他认定自己没有盖棺论定的那天，非议将伴随他的死后。
马丁·路德·金说过：“我最大的痛苦，不在于敌人造谣，而在于我的朋友知道真相而保持沉默。”这并非张艺谋的心结，在某种程度上，他宿命，不是那种分庭抗礼的斗士，也不期待谁为他仗义执言。他将默默隐忍后果，长久以来，他一直委曲求全——结果呢?
委屈，求不来那个全。
我之所以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是因为偶尔，我对自己的沉默心生疑窦。
也许，那沉默里面，冷漠和畏惧的成分大于清高，只是，清高位于表层——因为不愿看见下面遮盖的淤泥，我甚至让这清高像睡莲开花，以证自己出世般的洒脱。
（二）张艺谋，他身上融合如此剧烈的矛盾，对我来说，可以说他的形象既是最可敬，有时又是最可恨的。
这个逆来顺受的人，有出色的才能优势，也有显著的性格缺陷；赢得过无比幸运的机遇，也坠入难以脱身的陷阱。他的沉浮，他的明亮与黑暗，他的得意与辛酸……在张艺谋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喜剧和闹剧，一切，不仅属于他的个案，也是我们生存这个时代的某种侧证。
苏珊·桑塔格在演讲中说：“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表意见，而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与讹传的帮凶。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工作就是让人更不轻易相信那些精神掠夺者。作家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充满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不同的经验。”
烟雨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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