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文化史研究在西方兴起。距今两千多年的《论语·微子》有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很大程度上，这句警世名言也是史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用以引导后人不断思考、总结成败得失的一个有力佐证。
同理可证，文化史作为历史学与文化学交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在民众启蒙与文化认同方面，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披上了一层天然经世致用的外衣。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文化史较之单纯的政治史学与历史学的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基于此，文化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常意义上，文化史学既注重启蒙，又重视认同。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点，在已故历史学家、主修欧洲古代及中世纪历史文化的阎宗临教授所著的《欧洲文化史》中有着恰如其分的诠释……
书中分为《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欧洲史要义》、《巴斯加尔传略》四大部分。以辩证史观角度，从文学、宗教、政治、风俗、雕塑、绘画、音乐、科技等人类发展的多方面来重新审视欧洲文化，不仅很好地凸显了历史的互动性，更将千年来的《欧洲文化史》以一种不落俗套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向读者呈现……
书中指出，近代欧洲的悲剧始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灵魂与核心则是人文主义。纵观整个欧洲史，没有比文艺复兴再蓬勃，再值得为之歌功颂德的。尽管书中没有明确阐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起源却要追溯到一场中世纪人类共同的灾难——黑死病的传播。
自1347年开始，一场由鼠疫引起、传染性与传播速度极强的黑死病瘟疫在欧洲大肆蔓延，导致2500万欧洲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这个比例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所以，这场大规模疫病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近代欧洲悲剧。
讽刺的是，正是这场被当时统治欧洲的天主教会视为“天谴”的黑死病的爆发，才逐步催生了文艺复兴。教会认为，黑死病是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人们只有通过祈祷、忏悔等方式来洗脱自己的罪孽，如此才能消除瘟疫。然而，在势不可挡的疫病面前，任何祈祷与忏悔都是无力的，就连与上帝同在的教皇和高贵的神职人员都无法幸免。于是乎，人们质疑神权统治的权威是必然的。
在这种悲观厌世的情况下，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狠狠批判了当时的天主教会，嘲讽教会的黑暗统治和罪恶，歌颂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体现了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思想，由此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这便从事实上论证了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关系，也是支持上述观点的有力论证。
书中撷取近代德国、意大利、俄国、英国、法国、希腊等欧洲主要国家之文化特性，对近代以来的欧洲文明从思想的源流上进行重新审视和有力批判，深刻指出了欧洲思想史及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瓶颈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说明了本书的中心知识点，即近代欧洲的文化特征正是机械文化与经济作用的配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机械”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既能解决理论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书中认为，正是这种生产力的进步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改变，而人类原有的力量逐步降低。用机械来辖制自然，而日常生活也几乎完全依靠机械来完成，除了实用价值，实则人类已距离失去信仰不远矣。这就是近代西方人试图掌控自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阎宗临先生将这一现象归咎为“近代欧洲思想之悲剧”。
从这个角度来说，阎宗临先生对14世纪—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一给予了批判性审视（私以为整本书中，对近代德国的批判最为深刻也最为客观）。因此，书中提出“近代欧洲的悲剧始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灵魂是人文主义”的观点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绝无粗俗卑鄙，如此，可谓之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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