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决定南归的主要原因是对朝廷感到失望，但绝不是消极沉沦，而是打算将精力更多地聚焦于圣学的发扬和传播，因此他在论学方面，没有丝毫的懈怠。
共学之盟的核心人物之一湛若水走后，王阳明百无聊赖，经常一人闭门静坐，偶尔也去大兴隆寺讲学，只有王道、黄绾有时上门来坐坐。于是，王阳明提笔给湛若水写信论学。
他在信中说，每个人的资禀有纯粹有驳杂，做先生的不能以一种方式对待，孔子的学生来问仁，孔子对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检讨自己，虽然找到了治学的得力处，但仍难免被意气所扰，比如听到他人毁谤，也会心浮气躁，还好心中已有根芽，此时便能自我警励，克服不良情绪。可见，良心易丧，习气难除，作为老师惟有教授学生从自己的心上去用功。
湛若水在途中也不时给王阳明写信。五月，王阳明在一封回信中再次指出，习气不除，是众病之源，而未能立志又是习气不除的根源。
王道中进士以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的级别虽然不高，却是朝廷的培养对象。王道是山东人，当时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匪患比较猖獗，朝廷平患无力，王道便上疏请求到南都任职。
三月初一，王道被任命为应天府教授。行前，王阳明特意作《别王纯甫序》，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了教与学的相关问题。
王道问：我自己都没有得道，用什么教学生？
王阳明答：你自己尽心治学，就是教学生了。
王道问：如何治学？
王阳明答：自己先做到，再要求别人做到。你尽心去教授，就会学有所成。
王道问：学生的资质各不相同，我怎么能用一样的教授方法呢？
王阳明答：方法没有一样的，但存在一个共同的宗旨。天下万物大小长短都不一样，但都能成长；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因为各自的工艺有共通之处，虽然良弓和良冶之间不能相互比较，但他们的产品都能有用处。因人施教，各成其材，最后都应该归于一个“善”字上。
王道问：教学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吗？
王阳明答：因人施教就是固定的模式，同归于善就是固定的模式。因人施教，是因为各人禀赋存在差异；同归于善，是因为善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本性。教学，就是使人回归本性。
王道的父亲对儿子南去的决定非常不满，王道到南京以后，上下级相处也不融洽。王阳明听说了以后，先是惋惜，继而却非常高兴。王阳明解释说，惋惜是世俗之私情，高兴是因为相信孟子的一句话，“生于忧患”，只有在逆境中，人才能成长。
王阳明提醒王道说，素其位而学，不愿乎其外。素富贵，学处乎富贵；素贫贱患难，学处乎贫贱患难，则亦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这些话，我以前已经和你说过了，当初你也认可的，你近来用力如何呢？
王阳明接着委婉地告诫，汪渊（字景颜）外放大名府，临行前，我嘱咐他，遇到利害冲突、变故和屈辱的时候，记得平时会愤怒的，这时不能愤怒，平时会惊慌失措的，这时不能惊慌失措，因为这时正是可以用力的地方，也应该在这个时候用力。天下之事，虽然变幻莫测，但人的反应无非喜怒哀乐。治学必在喜怒哀乐上下功夫，只要志存高远，世俗的荣辱何足挂齿？
王道其人，纯洁自爱，为人狷介，他不会为名利而苦恼。他自信独立，不拘于圣人之言。王阳明学教合一的理念未能深入其内心，他更认同朱熹先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的主张，认为朱熹的治学方法更平实，而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以一废万，过于玄奥。
王道到南京以后，更多地与尊朱学者如魏校、余佑、夏尚朴等人交往论学，直至最后离开王门，转投湛若水门下。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王道的思想与传统理学的主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湛若水和王阳明都属于心学一派，其主张大同小异。湛若水主张心物一体，心与物是对等的；而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是根本，但王阳明在实操上同样主张事上练，因此主旨是一致的，两派的差异非常细微，甚至更多是因为文字描述上的差异而带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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