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乐乐地一起过日子。”
看完《我们仨》，再多的意难平只能化作这一句话。
不知在什么时候种下的情节，心中对杨绛先生甚是欢喜，年幼无知时甚至以为她是男儿身，长大才知道“先生”是对她的敬称，堪是一奇女子。
跟着这一奇女子走进她的世界，只觉心中百转千回，又如江南细雨绵密的落在身上，不觉疼痛，可每次提及，都忍不住陷入沉思。
世间好物不坚牢
钱瑗：“我要害死你们了！”
她出生百天就随父母远去巴黎求学，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典型的别家的好孩子。
可是，上帝也会嫉妒人的。让她拥有爱她的父母、令人羡慕的才智，却剥夺了她健康的体魄。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
在孩子的教育上，夫妻俩秉持着：“孩子的选择，我们不掺和，让她自己做主吧。”
尽可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提供最大的自由。
于是，钱瑗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哪怕缠绵病榻，她也一直做着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直到到生命的尽头。
如果说，钱瑗最感谢爸爸在她刚出生时的那句：”这是我的女儿， 我喜欢的。”
那令她最难以释怀的是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仨变成了我们俩。
父母唯一的心头宝先一步离去，我无法体会到她们当时的悲恸心情，心却还是一颤一颤的疼了起来。
我们仨失散了
1997年钱瑗离世，杨绛先生还没和缓过神来，钱钟书在古驿道上去了另一个世界。
距离看完这本书，已有半年，我仍然记得，杨绛先生每天奔波于古驿道与钱钟书的船只之间，一边照顾钱钟书，一边担心钱瑗的病况如何却抽不开身去看一下。
钱瑗的噩耗传来，已是要了她半条命，钱钟书的离世无异于雪上加霜。
钱钟书曾发愿：“我们一家，再无生离，只有死别。”
离开的人离开了，活着的人却还要饱受相思之苦，扛下所有。
每每思及此，我常想：
如果当时他们一家人留在巴黎，不理会上海的战乱，就不会有后来的家不是家，更不会被打上“反派、思想有问题”的标签，也就不会让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漂泊无依。
哪怕再有一千次一万次的选择机会，他们还是会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的登上回国的船只：
我们如果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爱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古驿道上的柳树是否又发了嫩芽，杨绛先生是否还会梦到一程一程送的人儿？
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都说最后留下的人最痛苦，谁说不是呢？
人世间从来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乐乐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曾经当做家的地方变成了驿站。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声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人生再长，长不过时间。于时间而言，我们谁又不是过客，谁的家又不是客栈？
杨绛先生肯定也是想通了这一点儿，在夜深人静时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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