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学思想的核心是“缘情绮靡”，这个思想从汉末开始，到了南朝席卷文坛。从内容上来说，它张扬的是诗人的个性和情感，写的是人生的种种哀感失志之情，到了后面甚至流为滥情、色情、无病呻吟的“为文造情”。“绮靡”是说文采，为了映衬、渲染情感，它要求以鲜亮的文采、秾丽的辞藻来描绘那引发情感的外物，到后来甚至流为淫丽、虚华、了无生机和灵魂的风花雪月。汉代儒学是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儒学中衰，但是在文学领域，又岂可能这么快地给新思想让路呢！所以，要求恢复汉儒的《诗》经精神的主张一直都在。西晋的时候诗文开始走向繁缛，陆机提出“缘情绮靡”说之后，挚虞写了《文章流变论》，说到诗的时候仍用汉儒的口气说话：“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言其诗谓之诗。固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两晋之际的葛洪的《抱朴子》为新思想新潮流辩解说：“时移事改，理自然也”，就是说，时代不同了，新旧更替这就是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大家辩来辩去，齐梁时辩得最激烈。裴子野写了《雕虫论》，一开头就把古、今体鲜明对立起来：“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扬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太子萧纲（后为梁简文帝）为代表的的新变派文学集团跟裴子野针锋相对，萧纲写了篇《与湘东王书》，把古体和今体对立到不能并存的地步：“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反正我感觉，文体之争大家各说各的理，都觉得自己有理，都恨不得说服对方，文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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