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笔沉思，我总是忘不了那个傲然挺立在梁惠王身边的读书人。我们知道他叫孟子，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但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历史的滚滚黄沙中，在后人的口口相传中，孟子的面目模糊不清。
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今只能找到一些记在书简上的话语。话语背后的那张面孔，连同他的衣着，他在君王面前铿锵激烈的语调，早已被漫长的时光模糊。
要了解孟子的面目，就要先了解孔子的面目。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这是孟子的自述。他说，我不是孔子的学生，但我因仰慕孔子而四处求学，求得了孔子的学问和思想。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孟子没有见过孔子。
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去世很久了。孔子生活的时代也已经不见了踪迹。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的最后一段岁月，晋文公与齐桓公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下去。
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智者之一，孔子无数次感知到自己正处于某种时代更迭之下，这种感知越是到了他的晚年就越发强烈：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年轻的孔子和迟暮时的孔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年轻时的孔子，是乐观的学者，是自信三代可复的官僚，是弟子云集的能人大贤。
迟暮时的孔子，是坚信礼崩乐坏无法挽救的历史退化论者，是将暮春时的起舞当做为数不多的快乐的老人，是感叹道不行而想要浮桴于海的理想主义者。
包括对管仲的态度，从鄙夷，到平视，到怀念。“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力，如其仁！如其仁！”这是孔子对于春秋秩序的赞赏。这种赞赏未必与他对三代政治的赞赏相同，或许更多的只是对一个越来越加速趋于崩溃的时代的最后的回望。
孔子就生活在一个这样他认为“越来越坏”的时代当中。作为所谓“旧时代的残党”，孔子的一生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建构华夏的新秩序？
孔子首先回答，这个世界，需要一套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能各子其子，各美其美。这个制度，被称作“礼”。
有了制度，人方能为人。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这不是人，这是禽兽。孔子这样教育着我们。
这就是礼记当中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个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道远去！人们还能追逐小康！
在孔子眼里，礼存，是为了使社会达于小康的水准！
但是幽、厉之后，礼乐衰颓。大小之国交相攻，生民人相践食，这是孟子见到的景象。“礼崩乐坏”，连小康也比不上了，这是孔子见到的景象。
“礼”为什么会崩坏呢？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继续遵循“礼”的制度规范了呢？围绕这个问题，有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孔子率先说：因为仁在礼的前面。礼崩，一定是因为丢失了仁的精神在前。“礼”作为制度不必僵化，但在变化的同时，不能与“仁”的精神相背离。有了“仁”，礼就像一潭死水有了泉源，生命焕发。所以孔子万事不离仁的精神。
于是儒家的学说由此阐发，发于道体，成于心性，施以仁政。《大学》进一步将其分析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三个被称作“三纲领”，后面八个被称作“八条目”。
克己复礼，是在个人的身上克制时代的陋性。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施以仁政，由小康而重返大同，使大道得以重现。
孔子还没有看到这一天，便去世了。
萦绕在孔子身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忧虑。这种忧虑也将被世世代代的儒者们所继承。
到了孟子的时代，如果以孔子的目光来进行审视，那一定是“衰世当中的衰世”。更加的恶劣而不可挽救。
激进的墨家，与消极的杨朱存身思想，就大兴于这样一个时代。
孟子既没有选择加入激进的墨家，也没有选择加入消极的道家，而是成为了儒家的宗师与旗手！
接过孔子手中的旗帜，在黑暗的时代中继续前行。
儒家的理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用平正之语阐释高明之道，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似乎不太容易受到欢迎。
孟子就怀揣着儒家的理论，和孔子的遗训，毅然的踏上了“重振斯文”的路途。
游说于齐、宋，徘徊于邹、滕，魏、鲁。多少有点效仿孔子的味道。他像孔子一样，一遍遍的尝试，一遍遍的奔走。
但从来没有一次发出孔子式的哀叹。
同时，他又不是一个绝对乐观的奔走者，他曾经这样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这是在说修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这是在说齐家、治国、平天下。谈及修身的时候，他很自信。谈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这位以“乐观精神”闻名的孟夫子，也慨然而叹：像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事情，争取它们，需要符合天道，得到它们，则是天命靡常。所以一味地求取，对于达到这些目标并没有什么帮助。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我怎么会是喜欢辩论的人呢？但今天下，邪说横行！我是不得已啊！
这是孟子的又一句慨叹。人人都说孟子善于辩论，但他却说，善辩是出于不得已。他本来应该作一个沉思者，著书立说，以待后世。但身处衰世，其他人是“不得已”而避开祸乱，孟子是“不得已”而迎上祸乱。
孟子的第一张面孔，就这样悄然浮现：不馁于时，不怠于物，在绝望中求取乐观。纵使我一无所得，但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终能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灿烂一瞬。
于是，我想，他一定有一张坚毅的脸，神情平静。
我也相信，《梁惠王章句》里的孟子，就是带着这样一张坚毅的脸和这样一种平静的神情抵达的魏国。在那里，他见到了那个急于寻找答案的魏惠王。
不得不说，魏惠王是一个颇具才干的君主。而魏国又是战国首霸，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失败，但“徐州相王”之后，魏国和齐国各位东西方大国的地位再次确立。
于是孟子的第二张面孔，就这样在与魏惠王的不断辩论当中浮现出来。
孟子想的是推行仁政，魏惠王想的是如何富国强兵，报复齐、秦、楚。
仁政，既包含着国家富强的理想，也包含着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伟大目标。
单纯的富国强兵，有可能会压抑民生。这是二人之间的根本矛盾。
于是有了《梁惠王章句》开篇那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魏惠王问孟子：先生啊，你不远千里而来，可否告知我一些有利于国事的方法呢？
这或许是作为一个君主，对于臣僚再正常不过的询问了。但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
王，为什么开口便问有利无利的事情呢？我们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
在余下的岁月里，魏惠王一定会无数次回想起孟子说话时的神情。
魏王出身高贵，从小在下人们的赞誉中成长，即使那些对外战事当中发生的不利，其实也称不上什么大的挫折。
但他在孟子的目光和神情中遭遇了挫折。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呢？
坚毅、平静，还有目光中的平视。
眼前的这个人，有一颗平视国君的心。这是孟子最为吸引人之处，他的灵魂有万丈之高，既不俯视你，也不仰视你，而是在坚毅与平静中平视你，然后告诉你：追逐利益是舍本逐末，追寻仁义才是我们的任务。在仁义面前，人与人虽有身份的高低，但没有品格的先天优劣。“北海可出圣人，南海亦可出圣人。”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仰视你？
魏惠王自满于自己移民河东的“善政”，孟子说这不是善政，这是“刺人而杀之”犹然不知检点的恶政。
魏惠王立于沼上，自夸于园林华美。孟子说，不施仁政，反倒追求园林的华美，是贤者不乐之事。
魏惠王问如何向敌国报仇，孟子说，仁者无敌。
有些迂腐、呆板，和书生气。但是这种迂腐后面是一种平视于人、黄钟大吕的宗师气度。
后世之人，多认为中国的读书人迂腐，但一代一代读书人的迂腐、不通世故，不屑圆滑的背后，何尝不是孟子精神的一种延续？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对于自己心中理想人格的回答。他这样写自己心中的大丈夫，何尝不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投射？
孟子，是一个“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人物，他的面孔具体如何，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写到这里，不断整理着手边自己抄写的《孟子》中的篇目，依然能感受到孟子的那张复杂的面孔。
他在书页深处昂然挺立着，试图用最激烈的语言讲述一些最平实的道理，去刺痛眼前那个昏暗的时代。
附 孟子 《何为大丈夫》 《我善养浩然之气》
一、何为大丈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二、我善养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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