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在小说扉页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即是作者精心宏制的一部“秘史”，它较少直接正面的表现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而是另辟蹊径，从中国文化哲学的角度透视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深刻裂变，以及在这种文化制约下民族的、个人的命运的跌宕起伏。
《白鹿原》无论在叙述结构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史诗品格。
首先，这种品格源于其混沌而感性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叙述。小说结构宏大，布局精巧，作者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全部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白鹿村”这个舞台为艺术支点，通过对白、鹿两族人物命运的刻画，真实凸现了“历史”的丰富、神秘甚至荒诞的一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两家人物代表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性格命运对照，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明里暗里的争斗贯穿小说始末，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宏阔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作者对“本质”的历史的怀疑。这种对历史“本质”的怀疑是在把历史熔铸到老百姓具体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的过程中来实现对经典历史观的消解。由此，小说中的历史便被赋予了感性饱满的血肉，显得真实厚重，又浸入了解构和颠覆的力量，深化了作品的史诗内涵。
其次，这种史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的深刻探索中，成功揭示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和历史与人性的特殊关系。小说设定的背景是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都面临着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冲击，白鹿原就好比中国的一个缩影、一面镜子，集中而强有力的反映了中国新旧历史变革和人们思想流变。“鏊子”
这一意象在文本中意味深长，既形象生动的概括了时代现实本质，又溶注了作者对特定历史现象的深刻思考和评判。在黑暗社会中，“仁义白鹿村”的毁灭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小说对鹿子霖、白孝文、田小娥等人物形象的复杂而丰富的人性的解剖，构成小说最精心动魄的一幕。
同时，《白鹿原》还是一部具有浓郁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巨著，无论是人物设置、小说家族史构架、文化风俗描写，还是典型意象象征描写，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蕴。作品注重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并在正负两面的对比中展现作者的价值判断的历史思考。“仁义白鹿村”象征着一种整体性的儒家文化，在这里，作者以现代意识对儒家文化命运进行关照和剖析，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既赞赏又批判。其中，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儒人象征了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而以鹿子霖、田小娥等相应的就象征了反面价值，两者的对立冲突共同构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文化忧虑和文化思索。
除此之外，小说中颇具神秘气息的能主宰家族命运走向的“白鹿”意象也是一个兼具正负两面的文化象征。一方面，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尤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其他人物如朱先生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人，他是白鹿原乃至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表现出一定的理想色彩。而鹿子霖则是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存在的，他自私自利，作恶多端，最终自食恶果，不得善终。田小娥在小说中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她的悲剧是封建宗法传统造成的，也是她自身性格弱点导致的，在她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毁灭时，作者也肯定了她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芒。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向读者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及他们之间相生相克的存在状态，其中寄托了他对民族文化的讴歌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和探索。总体来说，《白鹿原》结构宏大，叙事明晰，意蕴深厚。无论是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艺术特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一部“民族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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