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活儿

          良心活儿

            李国宁

    我曾在驻马店高中当过九年教师，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大家都知道，教师的工作是个良心活儿。在我看来，良心不仅是职业道德的社会规范，更是一种淡泊名利的良好心态。在这个关注高考的热季里，就和大家聊聊我当年当教师的心态和感受吧。

    1983年，我在地高（驻马店高中）工作的第三年，开始当82班的班主任。就是这个82班，到了1986年 高考时，取得了全区文科第一名、第三名和全区文科外语类第二名的好成绩，两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一个被对外贸易大学录取，一个班考上两个北大，这在地高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作为班主任更是兴奋和自豪。那时候不兴新闻炒作，没有媒体宣传，学校没有奖金，社会没有捐助，就是那么平常和平静。而我，就像一个冲刺到终点的长跑运动员，轰然倒下，生病住进了医院……

      地高的老师就是这么拼命。动力是什么？是金钱、名利或者压力？我觉得都不是。校长杨公山，从来不听教师的课，不检查教案，从不加压定指标，甚至偶尔开个会他也不出席。他整天就是跑地委行署和职能部门找领导，解决教师家属调动安排、子女就学就业、教职工生活待遇等困难和问题，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记得他上任的第二天，就首先登门拜访我们六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那时候的地高，环境优美，古朴典雅，有暖房花圃小池塘，幽深整洁的杉树林，歪脖子老槐树，带长廊的图书馆，俨然是一个教书育人的“世外桃源”。我的作息规律是“朝五晚十”，早上五点多起来检查早自习，然后备课上课一直到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放学休息。我的活动轨迹是“三点一线”，住室、教室、教研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老师们专心教学，心无旁骛，远离尘嚣，不谙世事。不知道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是谁，省委书记叫啥，甚至很久了我才知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名字！真个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我带的82班是个文科班，干部子弟较多，学生家长有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教育局长、电业局长、人事局长、烟草局长、外贸局长、学校校长等等，但我那时候却没有官职级别的概念，什么地厅级县处级，在我眼里都是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学生的一员，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并且地高有班主任做家访的传统，我一有空就骑个破自行车逐个家访，除市区外，还跑到郊外的唐坊庄和柳竹园，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学生情况。一来二去，有些家长成了我的好朋友，至今还有联系。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分管教育的副专员家（名字我就不说了）做家访，普通的单元房，一对旧沙发，低矮的吃饭桌一圈小凳子，比我这个当教师的家庭条件好不了多少。后来我就自己写了一条横幅挂在我家里：何陋之有。

      那时候的师生感情是纯真的，没有利益交换，不会推销资料，不知道办补课班争钱，即使补课，也绝不会收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前面提到的高考探花（当年全区文科第三名）刘光临同学，是个爱钻研的小伙子，可能受我这个历史老师的影响，酷爱历史，学而不厌。有几次晚自习结束了，竟然还跑到我家里问问题。天气太冷，我就坐在床上围着被子和他讲解。有时他提的问题很新奇，我们的谈话就变成了研讨。后来他写了一篇小论文（题目记不得了），我帮他加工修改后，署上我俩的名字（我还专门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发表在当时全国有名的《中学生学习报》上。高招录取时，我还特意安排高招办的同志把这份报纸装进他的档案袋里。后来高招办的同志说，北大第一个录取的就是这个第三名，而后才录取的高考状元。

    因为我刚参加工作，跟学生们年龄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很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春天里，领着他们登老乐山；课外就和他们一起踢足球，跑累了，我就当守门员。学习很累，但他们很快乐。考试压力大，但他们会释放。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认知：对学生而言，考大学，只是走向社会的一个途径，而且还是个独木桥。对学校而言，培养身心健康、性格完善、适应社会的有用人才，才是根本。当时还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因材施教，引导优等生，鼓励中等生，安抚差等生，从而使他们都能过一段有意义的高中生活。

  回忆起来，地高的教师都是这么能干，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也可能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教师的生活的确很清苦，但当时并没有感到苦；教师的工作很累，却从没叫过累；教师的职业很平凡，但从不感到自卑。云淡风轻下呕心沥血，默默无闻中无私奉献，这，也许就是良心活儿吧！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后来我“离经叛道”，调出教育界，进了行政机关。大家可能认为我是个叶公好龙的伪君子，但经历了人间沧桑、世事变化，大家或许能理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