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文
日前，诸暨因出了本《寻找施耐庵》的书，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指向元末明初“文章巨公”、“诗坛领袖”杨维桢，顿时舆论汹涌，既有点赞叫好的，也有横加指责的，争论持续发酵。
“施耐庵”作为一个符号，可以是杨维桢，也可以不是杨维桢。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绝对不是我们原先所认定的施彦端，这早已有文史研究的定论。《寻找施耐庵》正是在施耐庵身份不明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文化探索与发现。杨维桢与施耐庵或许一时还难以划上圆满的等号，但为我们提出了“施耐庵就是杨维桢”的全新一说。在考证了几百年，专家教授苦苦寻觅未果的情况下，《寻找施耐庵》进行杨维桢诗文和水浒小说的比较阅读，原本就需要有一番沉潜的工夫。在浅阅读盛行的当下，这样的阅读行为值得致敬，这样的阅读体验难能可贵。或许，《寻找施耐庵》还有它稚嫩的一面，但是在文字里寻找，总比脱离文本的研究管用得多，阅读体验的分享，也比泛泛而论的研究更能吸引读者。如此说来，《寻找施耐庵》未尝不是文史研究的一种补充，也未尝不是深度阅读的一种体验。
《寻找施耐庵》有先行者的意义，它既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搞什么噱头，它与西施的争抢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指出，历史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提倡“经世致用”，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寻找施耐庵》虽不是历史研究，但它大胆而科学的猜想，既符合“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也符合章学诚所提倡的“六经皆史也”的观点。非常欣喜的是，虽然遭遇了无端的指责和讨伐，但《寻找施耐庵》的现实意义已日益显现，那就是为枫桥“文创小镇”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前枫桥“三贤”研究始终停留于浅表层次，这次借助《寻找施耐庵》一书，吸引了大批文史爱好者真正深入挖掘杨维桢这位“文章巨公”，这无疑是《寻找施耐庵》的又一个贡献。
胡适有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对中国的文史研究和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求新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结合。现在用胡适的这句话来评判和要求“寻找施耐庵”的文化探索，依然十分贴切。既然《寻找施耐庵》已经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假设，那么接下来就是包括枫桥三贤文化研究会在内的广大文史研究者们“小心求证”的过程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深入挖掘，我们期待“施耐庵就是杨维桢”一说，会越来越有说服力。
原载2016年12月14日《绍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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