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在肺炎疫情面前哄抬“口罩”物价者，并非是十恶不赦，坏透了脑的恶人，这点可以从他们被法庭审判之后的悔过看出。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大发“国难财”呢？
首先，来自于他们的侥幸心理。侥幸心理，解读起来便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其实，侥幸之心人皆有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机制。在市场调节为决定因素的体制之下，由疫情不断加重、政府明令而引发的需求端陡崖式上涨，难免影响对应的价格同步上涨。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或许认为“不过是抬高一下价格，这不是符合价值规律吗？”。商人求利为第一目的，他们未认识到自己行为对于社会道德的严重破坏性，也未意识到哄抬物价对于医院救治、公民生活出行的消极影响，那么内心的道德机制自然也不会作出相应的回应。在我看来，他们带着一种幻想式的侥幸心理作出了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我只是提高一下价格，不会影响抗击疫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他们的心理值得玩味，并非一句“道德堪忧”或各种单方面的解释可以直接带过。或许，正如我前文所说，是侥幸心理作祟。而我或许觉得，这反映了一种国家与个人意识的分离，或者叫做“政府与公民”意识的分裂。“抗击疫情是政府和医院的事，是国家的事，而我做我的买卖，两者并不联系。”割裂之下，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国难财”现象。当被传唤审判时，他们才幡然醒悟，原来个人的行为是与社会，国家息息相关的。
除了“国家与个人意识的割裂”之外，我认为还可能是商家法律意识的淡薄。很简单的一句话来理解就是，他们是否清楚的知道：价格相对于成本上涨多少可以被认定为是“哄抬物价”？他们是否知道“哄抬物价”是违法行为？
薄文君律师这样界定：“所谓的哄抬物价，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标准，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定：要考虑到进货价和销售价之间的差额，以及现在的销售价和以往的销售价的差额。举个例子，疫情爆发前你卖八毛，现在疫情爆发后涨到2块5，比原来的销售价格上涨了3~4倍。”
在我看来，“哄抬物价”者不一定清楚自己价格提升的标准超过了法律界限。在这方面，国家，政府或许应当加大普法力度。知道了什么违法才能不违法。
最后还想谈到一点，就是疫情期间的市场现象也值得玩味。前一阵子我出去买口罩，步行两公里全部药店都售罄，唯有一家五金店打出了“有口罩卖”的标牌。8元一个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我问商家这价格是不是太贵了，她的回复称还有卖的更贵的呢！尽管价格吓人，依旧买者如潮，甚至感谢商铺让他们终于买到了口罩。供给，需求差异巨大之下的市场现象，或许也是商家会“哄抬物价”的另一个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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