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对我如果说有点意义,也是家人及习俗赋予的。
我的生日,因为处在欢乐的年的余脉,而从未被人遗忘过。即便是在贫穷的日子里,走亲戚剩下的馍与舍不得几顿便吃光的肉渣渣,还是能给我对付一顿象样些的食物的。那一天,被家人哄着说,是我长尾巴的关健节点,全家人要好好护着,并强化养份。
我自己呢,也要乖乖的,听话,不准惹大人生气,否则会打断尾巴的。
我不知我后来的低调,与结着尾巴生存之态度,是否与童年时的惧怕被打断有关?总之我潜意识深处,很少翘过尾巴。
尤其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登上北岳恒山之巅,以及在北京三环人行天桥上集中检阅过海量的车流与人群后。我更有意识地弱化着自己,我与我曾经同情过的,尚且能慵懒地行走的那只蚂蚁差不多,在生命的长路上,寻食觅情,狂欢寂寥。
中午与挚友吃了顿唯一缺酒的饭,却远比有酒欢畅自在的多。
晚上,儿孙非要给搞个吹蜡烛仪式,我虽不愿,却不敢抵抗。因为
有了孙子,便意味着当孙子的日子的开始。这个自觉,还是应该有的,这种宿命,更是应欣然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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