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曾国藩家书》读后摘记

62、《曾国藩家书》读后摘记

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学习积极性很高，也很刻苦，但无奈智力平平，连续十六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四十三岁那年，他在第十七次考试中取得秀才。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级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

春华秋实，静水流深。事业无涯，任重道远。那么多同伴，兢兢业业，不懈前行，每念及此，欣慰之余，也很心痛，更添责任。杜绝牢骚，直陈意见，多提建议，铭记并践行曾国藩这位先人智者的告诫：“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若此，则团队幸也，事业兴焉!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着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日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

温弟之神气，稍在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他所写的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走向人生的辉煌。他所秉持的居官之道--清廉、勤俭、谦逊、耐烦、谨慎、稳适，以及应戒昏、戒傲、戒贪、戒诈等，对于今人做人做事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常立志”，却不能“立长志”。

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

蝮蛇螫手，则壮土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腹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初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享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学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在曾国藩的处世思想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是逆来顺受，二是以死孝忠，三是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是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著名的楷书四大家中（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元代的赵孟頫），颜、柳占据了其中一半的席位。“颜筋柳骨”是说他们二人的风格像筋如骨那样挺劲有力而又有所差异。

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灭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身，难于尽言；

卫身莫大如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敌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人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

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猛火煮，慢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慢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揣摩。

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偶谈”一则。此三事，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金偶谈”一则。此三事，天未尝一日阶。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二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子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各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需、约有三途：且义理之学，旦孝据之学，日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

到了晚年，曾国藩在欣赏刘墉的书法上悟到了一个新境界：“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日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含雄奇于淡远之中”，这的确是一个极高的美学境地，曾国藩的审美观念到了这一层，可谓一种质的飞跃。

荀子在《劝学篇》里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道理实在是浅白简单，关键在于难以坚持，即难以有恒。

曾国藩不仅秉承家族耕读文化传统，他还结合自己的体验和心得，总结出以耕读为本的“八字”诀治家法则，即“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它充分反映出在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士农阶层即耕读之家的以勤俭持家，孝亲睦邻为主要内容的治家育人的思想。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条则日“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

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九弟阅《易知录》，现已看至隋朝。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厚二总以书熟为主，每日读诗一首。

但他深知月盈则缺花盛则谢的道理，常以盈满为戒。父祖两代均在曾国藩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曾国薄多次说过自己“胆气薄弱”“禀性素弱”，可知其性格中有明显的脆弱的一面。显然，这源于其弱父的遗传，是他的先天禀赋。但他又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的倔强不服输的一面，看来这是自小起所接受的耳提面命的结果，属于后天性的教育和影响。由此可见，天性并非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对其一生的走向也相当重要，尤其是至亲的言传身教，更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史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机也，君子以为可喜也！

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

曾国藩交友有八交九不交之说。所谓“八交”包括以下这些，即胜已者；盛德者；趣味者；肯吃亏者；直言者：志趣广大者；在当厄者；体人者。所谓“九不交”包括以下这些，即志不同者；谀人者；恩怨颠倒者；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愚人；落开下石者；德薄者；好占便宜者。

黑幕揭开，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月赔一千二百两：管库大臣每月赔五百西：查库大臣每查库一次赔六千两。那些已故管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道光二十三年，六十二岁高龄的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然而，道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一千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日讲：皇帝就学，分为日讲和经筵两种。日讲是学习平常的知识；经筵是为皇帝讲授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日进为经常性的学习，经筵为不定期的讲座。皇帝年幼时日讲尤受重视。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三月初六日，奉上渝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诚惶诚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间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另誉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人场者三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一人，其余皆整齐完场。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

曾国藩在信中说：“以能战为第一义，爱民第二，联络各营将士、各省官绅为第三。”此三项不可偏废。

不能欺骗自己的心，要“以方寸为严师”。这倒真的是一句箴言。凡想玩花招骗世人的人，都先要在自己的心中过过堂，让自己的心来充当严师、审视一番。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神明就是自己的心。对于那些良心未泯的人来说，心这一关或许能截留一些罪过。

识人和用人，是成就大事的基础。南怀瑾说过一段话：“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识人用人的本事也是一绝。“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这是他的观人标准。

曾国藩还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及官员十多人，其中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李鸿章，“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

曾国藩认为考察人才，即“询事和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他在信中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两少大言为主，”曾国藩对人才考察的方法很值得今人借鉴。

曾国藩曾经把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透迫”四法。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才俱佳的人才。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已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据不完全统计，曾国藩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无不受曾举荐，“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

现在的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做到对身体的呵护和保养：作息有规律；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适量运动；心情愉快。

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起早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一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曾国藩非常欣赏王羲之“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的题联。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把酒知今是，观书悟昨非”，在军旅征战生涯中，坚持读书，坚持每天写日记，著书立说。他曾以自题的一副酒联展示了自己的抱负，联云：“酿五百斗酒，读三十年书，于愿足矣；制千丈大裘，营万间广厦，何日能之?”

曾国藩将早起看做“千金妙方，长寿金丹”，这用今天的科学眼光看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主张天色刚亮就赶紧起身，醒了以后一定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告诚“家中后辈子常体弱，学射最足保养”，确实很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在此信中给弟弟的“黄耆（芪）党参熬汁”，确实是食疗阳虚的有效方法。阳虚的表征之一就是自汗、黄芪存固表止汗之效，党参能健脾益气。

曾国藩虽非高寿，但就其养生态度而言，包含了如下中医学理：一是眠食有恒，即睡眠饮食有规律。二是饭后散步，即饭后缓缓的散步。三是惩忿，即不发脾气。医日“病皆生于气”，气之所动不外乎升降出入，情志怫逆，血气乖舛，百病生焉。反之心平气和，天地交泰，何病有哉！四是节欲，即节制情欲。快心纵欲，不知节欲，则阴涸阳驰而精气竭，先哲有训曰：好色不倦，以致乏源，（嵇康）宜慎之；反之惜精如金，易致阴平阳密，我体长春。五是坚持洗脚。

在曾国藩的修身之法中，不信医药是重要的一条。他认为“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主张诚、敬、静、谨、恒等人格修炼。

曾国藩他说：大凡肝病患者如若不是因为传染而得，大都抑郁憋闷或怒怨甚重，皆由习火太烈所致。自己调养的方法，便是处静，便是惩忿窒欲，保持心绪上的稳定和神情上的安宁。

曾国藩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在双峰的每处故居都是竹林茂密。他在信中嘱子侄：“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悟性；花竹因人而风雅，山水因人而灵秀。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重山水。

苏东坡善养生，他在《问养生》中说：“吾尝自牢山浮海达于淮，是大风焉。舟中之人，如附于桔槔，而与之上下、如蹈车轮而行，反逆眩乱不可止。而吾饮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异术也，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显然，苏轼尝到了顺其自然的甜头。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一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日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曾国藩作战非常讲究主客之道，即防御为主进攻为客。他认为主强而客弱，主逸而客劳，主有利而客不利，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致于使太平军在水战中受挫，如信所言“大抵贼于水战一事，极为无能”。

曾国藩在这封家书中提到了：“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信中所言“凭濠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实为湘军的成功战法之一。事实上，在曾国藩率军攻打太平军的整个过程中，都是采用深沟坚垒办法来对付太平军其城池的。曾国藩的战壕体系在当时已经具有现代意义。在深达两米的战壕边上加固有沙包，内部有木桩支撑，一些火炮被露天放在战壕的最前面，而战壕离城墙仅数十米，完全不用考虑城头上的火炮火枪，也完全不用考虑火炮的防水防火问题。待在战壕里的士兵，似乎已经实现了人手一洋枪。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