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炜，男，汉族，1999年9月生于河南信阳，现为高中生。十二岁开始写诗并发表第一篇作品，中学期间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十万余字，在《中国校园文学》《星星》《散文诗》《文苑》《山东诗人》《青年文艺》《诗词报》《信阳文学》《诗歌周刊》《新大陆》（美国）等三十余个刊物发表作品200余篇。获得第三届元诗歌奖。

我小时候很喜欢阅读

金启明：首先恭喜你获得本届元诗歌奖，作为年龄最小的写作者，你从初中就开始进入诗歌写作，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是怎样处理紧张的学业与写作的关系?

付炜：刚开始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心情无疑是激动和难以置信的，谢谢元诗歌在我即将进入大学时将这个奖授予我，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让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心。整个中学时期的六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写诗，诗歌对我日常生活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成为别人口中所谓的“诗人”，我想，诗歌带给我更多的是让我在一个躁动的年纪里学会了冷静观察和思考，而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思考者和旁观者也是我毕生的心愿。在完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当别人的桌面上都是课本和习题时，我的桌面上常常是成堆的课外书，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无比热爱和决绝，在开始写作时我曾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写作，我庆幸我坚持了下来，并且顺利完成学业考上大学，在那种无比压抑天性的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写作，我想，在未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了。

金启明：童年的你，跟文字有什么渊源吗，你的文字意识来源于？为什么偏偏选择诗歌这一文体？

付炜：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读四大名著起步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我迷恋的并不是其中的故事，而且书中的诗歌。特别是《水浒传》《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我常常反复阅读，当时并不明白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很美，朗朗上口，仿佛天注定一般，从此我对诗歌就越发喜爱，小学时便做过诗歌的尝试，当时仅仅是打油诗的范畴。而接触现代诗的机缘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小时候很喜欢阅读，家里的书不多，当我读完所有的书籍时便去翻看母亲的日记，说是日记本不如说是摘抄本，里面有很多九十年代风靡的诗歌，与我以往读过的古体诗不同，新诗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和美感，令我感到一阵阵恍惚，从那时开始，我更加喜欢上诗歌，并且开始现代诗的创作。

金启明：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黄金年代，特别是当时大学校园，你现在也已经进入到大学中，你对当今大学的诗歌发展状况有什么了解和看法？你怎样看待或期待自己在今后大学生涯中的写作？

付炜：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关注到了当下的大学生诗歌，比如我作为《信阳文学》杂志编辑的时候曾策划组稿了五期“中国九零后诗歌大展”，其中大多数是在校大学生的诗歌，我也因此直接地接触了大学生诗人。再比如，我一直比较喜欢复旦诗社，在公众号和书籍中常常阅读复旦诗社的社员作品。因为特定年龄所具备的表达欲和爆发力，当下的大学生诗歌似乎是蓬勃发展的，但并不是所有高校的文学社、诗社等能像复旦诗社那样，这有环境的局限，也是自身的阅读和眼界造成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学生能够投入文学创作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投入到纯文学的写作上。对于我今后大学时期的写作，我是有一定计划的，在写作诗歌的同时我会渐渐投入到小说的写作，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会放弃诗歌，只是当自己的情感无法在分行上得到最好的表达时，我觉得我会尝试用别的文体来写作。

唯有用冷静的思考才能看见更多的诗性

金启明：坦诚理清自己的诗歌和诗学之路，你有过空泛地抒情的时候吗？你想对仍处于这个阶段的写作者说些什么？

付炜：首先是初中时，我写了大量的童诗，当时我渴望用成熟的笔触来写作，但是自身的阅历和阅读经验都不够，一下笔就变成了小孩子写的东西，这令我苦恼了一阵，但后来想开了，便开始随性自然地抒写，基本上是见到什么就写什么，一天能写好几首，几乎我在那个阶段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沦为废纸，但我现在看来，这种颇为任性过于泛滥的写作方式并非没有好处了，它起码锻炼了我的想象力，让我在日常的所见所思中注入更多的诗意。空泛地抒情当然有的，并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我觉得自己仍然未能走脱，对于这阶段的写作者我想说诗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才是记录者，唯有用冷静的思考才能看见更多的诗性。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金启明：海子的卧轨是不是把他的诗歌放大了？你怎么看待这种死亡？

付炜：海子无疑是当代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一名诗人，他的卧轨包括后来一些诗人自杀、跳楼等等，并不能完全扯上诗歌，因为诗人首先是一个人，人在社会上必定有自己的空间和范畴，诗歌作为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仅是诗人的全部。

金启明：有一种说法是说很多人的写作还是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的写作，写一辈子都没有意义。但在传统和泛传统的美学价值下，诗歌写作有没有一种内容上的绝对意义？

付炜：一直以来，我对“绝对”“必然”“彻底”“一致”等字眼都抱有很强的警惕性，一句话中有这样的词语我常常会感到不适。因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因此我不能理解何为“一种内容上的绝对意义”，这种意义有可能是作者的也有可能是读者的，谁的意义对谁的意义错，或者谁更有意义，等等，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抱歉没有能力去回答。

金启明：你现在在四川读书，四川又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源地和重镇，你怎样看待第三代诗歌运动？里面有没有诗人对你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影响？

付炜：说实话，我对第三代诗歌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也并没有刻意去阅读过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当年的“第三代”代表诗人也逐渐从新锐、先锋，变成了今天的名家、前辈。他们的诗歌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大多数人完成了对自己的反思和超越。我认为，每一代青年诗人都应该从前辈的阴影里转身，去寻找契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诗歌精神，而非固守过去的写作立场止步不前。我的阅读常常是无系统和混乱的，但是总体而言，读的外国诗歌较多，对国内的诗人反而没有那么关注。

献给无限少数人

金启明：在中国当代诗坛，诗歌写作的内容、风格、语言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是当下的诗歌批评确实不同步调的，你怎么看待诗歌和诗歌批评的这种错位？

付炜：诗歌作为“献给无限少数人”的一种艺术，具有很强的个人性与可能性，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的解放让诗坛“烽烟四起，遍地诸侯”，相应的，诗歌批评散发着危机与活力。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圈子文化局限了诗歌批评的眼界，令其受到了现实中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少见到有穿透性和前瞻性的诗歌批评出现，批评家们也很少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谢冕曾以“丰富又贫乏的年代”来讨论1990年代的诗歌，这里的丰富和贫乏依然可以来形容我们放下的诗歌与诗歌批评，即貌似很热闹，实则很荒凉，貌似包容一切，实则格局不大，如何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应该是所有从事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人所要思考的问题。

金启明：把诗歌写作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像保罗.策兰、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他们的诗歌里充满了对家国、流亡、政治的回应和呐喊。你又怎么看待？

付炜：这里就要谈及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小农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种选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近代以来，民主自由成为所有有良知的现代人追求的目标，但诗歌并不是一门显学，诗人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对家国命运这种宏大主题的思考，与诗歌这种小众范畴的文体相比，就会产生一种错位感，诗人常常着重契合时代，又刻意疏远时代，说到底，与其本身的精神特质有关，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杜甫那样紧贴时代的诗人，比如辛波斯卡就因为第一本诗集与时代贴的太近而被自己所否定，在我看来，诗人应该关注时代，但要避免成为时代的附庸，避免成为集体主义中的一员而丧失旁观的态度，因为时代的潮流始终是向前的，唯有写出超越时代的文本，才不会被很快抛弃，当然这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某种原因，大多数西方诗人独立于官方的语言体系之外，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随时体察并反抗对自由的掣肘，这种勇气令人感佩，也是中国当代诗歌与西方的差距所在。诚然，新诗百年的历史里不乏具有大勇精神的诗人，我相信诗歌是靠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精进与超越的，无论我们每一代人所处的环境如何，我都始终坚信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金启明：诗歌传播方式上跟其它文体不太一样，既有官刊又有民刊，民刊更独立更原生态一些，作为一种传播渠道，你怎么看待民刊对诗歌的传播作用？

付炜：首先，在诗歌式微的年代里，有人愿意做一份诗歌民刊，这无疑是值得令人敬佩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本身就是诗意的行为。叶匡政说过：中国的诗歌史基本是民刊史。我赞同这个观点，如果说官刊是一种传播生态，民刊则是另一种生态，而且这个生态更直接彻底地契合诗歌的本质。除了著名的《今天》等刊物，我发现现在的九零后诗人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也有一些诸如《元素》之类的优秀刊物涌现，这无疑为中国诗坛添加了新的活力。其次，传播作用这四个字并不能衡量一份文学刊物，特别是诗歌刊物，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传播冲击纸媒的话题已经屡见不鲜，一份民刊最重要的是情怀，而不是仅仅为了收获传播的作用。在诗歌的传播上，官刊和民刊起到过各自大的作用，公众号等新媒体的作用也日渐凸显，这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总之，诗人可能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或者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里，踏上寻求突破的漫漫旅程。

特邀主持人/

金启明，笔名白鹿，98年生于淮河源头。2017年9月进入诗歌写作，有自印诗集《春夏秋冬又一春》，海鹰诗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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